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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據《新京報》報道，去年12月13日，37歲的來京務工人員王建民在同仁醫院死去。其家屬認為同仁醫院未能履行“救死扶傷”的法定職責，將醫院告上法庭，并索賠47．8萬余元。北京市東城區法院近日開庭審理，被告堅稱無過錯，但出于人道主義，愿意對王家進行一定補償。由于雙方分歧較大，未能達成庭上調解。
每當一起醫院“見死不救”事件被披露，都像引爆一顆重磅炸彈，應該說，這是損害醫院形象、影響醫患關系和諧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宏觀道德層面上看，判斷醫院見死不救是一個相當“簡單”的問題，那就是絕對不應該、絕對不得人心。但具體到一個個此類事件以及相關醫院，問題也許就變得復雜起來，站在不同角度的人則會有截然不同的判斷和評說，例如“醫院不是慈善機構”云云。不過，有一條可以肯定：如今絕大多數的醫院，首先都是一個“經濟動物”，思考的首先都是商業性經營。當面對一個或滿身是血，或痛苦呻吟或奄奄一息的急癥患者時，他（她）要么是“三無”病人，要么有可能付不起醫療費，在“救”與“不救”的問題上，醫院每每面臨著艱難的選擇。既然是“經濟動物”，選擇時當然就會順著“經濟”的思路，于是，便涉及到類似于商家、經營者們時常面臨的“投入產出比”、“成本收益率”一類的問題。
從“成本”角度看：救，則可能意味著需墊付數目不等的治療費、醫藥費；不救，也許同樣需支付難以估量的成本，例如成為被告后最終不得不支付一筆所謂“人道主義”的補償費，還有輿論強烈譴責所導致的信譽損失，乃至因死者家屬的過激行為導致的各類損失。從“收益”角度看，救，則可能獲得良好的社會名聲，從而吸引更多病人前來就診并從中獲得更多的收入；不救，甚至轉移、隱匿患者而幸免于被查處，興許可免去一筆需墊付的醫療費。
即使完全站在同仁醫院的“經濟”立場看，在救與不救的選擇上，前者的“成本收益率”肯定大于后者。縱觀來京務工人員王建民死亡事件的庭審細節，可以發現，同仁醫院處在了相當被動和尷尬的境地。人們不禁要問：既然你堅稱自己無過錯，干嘛還要同意“最多是幾萬元”的補償？這筆補償，其法律意義、道德意義以及經濟意義又是什么？假如說補償是出于對弱者的關愛和同情，倒不如事先用于積極的救治，以留住一條鮮活的生命。假如說補償是出于這類事件中醫院常聲稱的所謂“人道主義”，是司法以外的事，似乎沒必要拿上法庭作為自己的籌碼；而且，為了劃清“補償”與“賠償”的責任界線，庭下親手送到原告家中豈不顯得更仁義？同仁醫院見死不救的行為以及法庭上的表現一經媒體廣泛披露，其社會信譽的損毀以及所隱含著的經濟損失將是無法估量的。此案的最終結局也許依然是“調解”，但據以往同類案件的結果推測，被告需拿出的所為“補償”費會明顯高于“幾萬元”。正所謂“既然今日，何必當初”，假如當初選擇積極的但又不是“過度”的救治，說不定這筆補償費大于可能墊付的醫療費。
一方面是醫院見死不救，一方面是病人沒錢就得等死，這種在全世界各國并不多見的現象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因為無論有再多的理由例如“社會轉型期”之類，它都是一個21世紀的文明社會所無法容忍的現象。誠然，醫院也有醫院的苦衷，醫院墊付不起醫療費是杜絕見死不救現象最主要的“瓶頸”，而且可以預料，該瓶頸的打破尚需相當的時日。不過可以肯定地認為，在“三無”患者醫療費由政府埋單或徹底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尚未完全實現之前，無論從政治角度、法制角度、道德角度、國際形象角度還是從輿論角度上預測，我們這個社會對見死不救的“容忍度”都將會急速降低。相對應的，則是醫院見死不救的“敗露成本”、“風險成本”將會迅速提高。2004年出臺的《深圳經濟特區急救醫療條例征求意見稿》，不可謂不是一個重要信號。其中規定：接診醫療機構對急救中心轉送的急、危、重傷病員，必須采取緊急措施進行診治，不得拒絕收治。在承擔的法律責任一欄，條例給出了相關處罰：如果拒絕收治急、危、重傷病員或因不可抗力延誤急、危、重傷病員的搶救和診治造成嚴重后果的，除了要限期整改外，要視情節輕重，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行政處分，對單位處３０００元以上３萬元以下罰款，對個人處１０００元以上１萬元以下罰款。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條例》不久將會在全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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