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劉建武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王通訊曾發表文章認為，中國的官民比不是2005年兩會時代表們議論的1∶26，而是經過他認真研究的1∶198。其依據是，“2003年我國公務員人數是653．67萬人，全國總人口是12億9227萬人。依此計算，則我國的‘官民比’為1∶198人”。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周天勇先生發表文章《中國的官民比到底是多少？》，對此結論提
出了質疑。綜觀全文，這個質疑提得有理有據。
周天勇指出，王通訊先生的結論是錯誤的，之所以會產生這一錯誤，是因其分析方法“非常簡單粗糙”。周的研究表明，“中國實際由國民經濟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性質的人員不是653萬人，而是超過7000萬人”。據此計算，則我國的“官民比不是1∶198，也不是兩會代表們口下留情的1∶26，而是1∶18！”（見2005年6月10日《中國經濟時報》）從我們的感受而言，我們更愿意信從周的這個結論，而不是王通訊先生的結論，因為財政供養壓力在逐年加大，許多地方的財政實際上已變成了吃飯財政。不過，對于周天勇先生新給出的這個供養比，似仍有值得商榷之處。
這涉及一個基本的問題：供養比應當如何計算？為便于行文，先做如下設定：以Ｎ表示總人口，以Ｎ1表示由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人數，以Ｎ2表示對財政收入做出直接貢獻的人數，以Ｎ3表示除公務員準公務員之外不可能對財政做出直接貢獻的人數，以Ｎ4表示王通訊認定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人數，以Ｎ5表示周天勇認定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人數。
可以看出，王通訊所給出的供養比，是Ｎ∶Ｎ4；周天勇給出的供養比，是Ｎ∶Ｎ5。我以為，這兩種計算都不妥當，前一種計算是在縮小Ｎ4的同時擴大了Ｎ，而后一種計算是擴大了Ｎ，因為作為分子的總人口Ｎ之中，有相當的人數其實并不承擔供養責任，或說因種種原因，并不對財政收入做出直接貢獻。所以，不管是Ｎ4還是Ｎ5，都應當從Ｎ中減去。其中的道理在于，由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一般來說對財政的收入并沒有直接的貢獻，而是由財政收入供養著。也許有人說，財政供養人口也在交納個人所得稅，這也是對財政收入的貢獻。但我以為，財政供養人口固然在交納個人所得稅，但這并不是因他創造了社會新財富，并從中拿出一部分來交納稅款，究其實，這只不過是把財政支付給他的一部分返回了財政。因此，在計算供養比時，應當把由財政供養的人數從總人口中減去，不應把供養與被供養的基本關系混淆了。
世界上確實存在著大量的經濟自我供養情形，但對于公務員及準公務員來說，他們是受國家和納稅人雇用的，雖然應當承認他們對國家和社會也做著各自的貢獻，發揮著種種必不可少的社會職能，并因此而得到相應的報酬，但由于這種貢獻一般來說并不形成社會財富的直接增加，所以他們絕不是自己供養自己的，而是受財政或納稅人供養的。
讓我們再來看Ｎ3。Ｎ3的構成很復雜。它包括未成年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各種長期或短期的社會閑散人員、正在學校或某些機構接受教育的人、由家庭負擔的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的人、凡勃倫所說的有閑階級及種種身份的代理有閑者和代理消費者等等，總之，一切不直接為財政收入增長做出貢獻的人。這些人口不可能為社會增加財富，相反，其中的一部分還是受財政供養的。既然如此，就應從Ｎ中把這個Ｎ3減去。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甚至還需要把Ｎ3中的一部分加到Ｎ1中。順便說一句，若從嚴格意義上看，供養比與官民比并不是一對等同的概念，而是有區分的，供養比說的是一種社會經濟關系，官民比說的是一種社會身份關系。若從經濟關系看，財政的供養比一般來說會比官民比大出若干。
總之，我認為，供養比應當是Ｎ2∶Ｎ1，即便是為了簡單起見，也應當是（Ｎ－Ｎ1－Ｎ3）∶Ｎ1或（Ｎ－Ｎ1－Ｎ3）∶Ｎ5。這樣，才可能更接近實際的財政供養情況。
（作者單位：山西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