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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迅雷
一說審計，腦子里涌現的意象是李金華和一串串數字。3月29日，國家審計署發布2006年第1號審計公報，也是首次發布審計整改情況公告。除了同樣有以“億”計數的數字，字里行間還讀到審計署對社會正義本身的強烈關注。其中給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審計署查明：“工行、建行等四大國有銀行多次聯合地方法院偽造證明，將嚴重違規經營和涉嫌違法
犯罪的損失轉嫁給資產管理公司，這種違規剝離累計達169.18億元之多。”(3月29日《新浪財經》等報道)
四大銀行攜手法院“偽造證明”，讓資產公司糊涂埋單169億——這與其說是后面的“169億”觸目，不如說是前面的“偽造證明”4字驚心。作為社會正義最后一道防線的法院也與堂堂國有銀行聯手偽造證明，為虎作倀、轉移病灶、轉嫁責任，那么，社會正義已經被打翻在地，而且踏上千鈞之腳了。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審計公告的措辭省略去“偽造證明”4個字，那語句也完全是通順的，表意也是清楚的，但我們就看不到銀行法院聯手偽造證明的惡劣行為，看不到審計署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強烈訴求。
審計糾偏，不僅僅是對金錢意義的“數字失衡”進行糾偏，還需要對社會意義的“正義失衡”進行糾偏。正義是一種巨大的社會責任，和諧社會離不開正義二字。從宏觀意義上看，審計本身就是遏制腐敗、促進民主法治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敢于碰硬、敢于揭露問題，就是富有正義感的體現；但是，在審計公告里直接地、鮮明地曝光非正義、掃蕩非正義，從而體現“逼近社會正義”的重要作用，這是更可寶貴的。
這次審計公告直接叫板國有銀行聯合地方法院“偽造證明”，可見審計維護社會正義理念的進一步提升。這個叫板，讓我想起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和挪威經濟學家費恩·基德蘭德的“叫板理論”，他倆叫板的核心內容有二：一是叫板政府對于市場失靈的調節干預，二是叫板凱恩斯的“需求”理論；這兩位經濟學家的叫板“叫”來諾貝爾獎，可見“叫板”在經濟理論上的價值；同樣的道理，我們應該看到審計“叫板社會非正義”的非常意義。
由于公正被公認為一種普遍遵從的準則，人類才可能根據這一準則超越自己追逐物質利益的自然本性，憑借理性去創造社會的和諧。正是因為看到了正義的普世價值，走在改革開放前列的廣州市，還將“正義”列入“十一五”規劃，把“正義”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目標，體現在政治、司法、社會環境等各方面；這給我們的啟示是：“正義”是可以追求的，審計作為正義的維護者，更應該是正義的直接追求者。
正義之審計，審計非正義。正義作為人類的共同訴求，“地球人”至少得生存在一個“接近正義的社會”，而正義是“不能一點一滴地要求或討價還價的”。經濟之外的正義審計，維護的就是社會的公平公正。由此，我們期待在今后的審計公告里，看到更多的對“偽造證明”之類非正義的大膽揭露，剝光種種偽正義的畫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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