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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中國決定自3月26日起，將汽油和柴油出廠價格分別提高300元和200元人民幣。這一消息立即啟動了很多城市的出租車漲價程序。隨后，交通部又發(fā)出特急通知(據3月28日《新京報》)，為防止“群體性事件”發(fā)生，要求各級交通主管部門抓緊建立運輸價格與成品油價格聯動機制，各地要盡快調整出租車運價或加收燃油附加費。
相信很多人都仍然記得2004年油價上漲后，南昌、銀川、深圳、包頭等17個城市先后發(fā)生的出租車司機罷工、堵路等群體性事件。歷史的清晰痛感讓交通部門不愿意再次看到這樣的“抹黑事件”發(fā)生，于是發(fā)布特急通知以“要求”各地盡快調整出租車運價或加收燃油費，卻未能顧及這一“要求”本身以行政命令粗暴干預市場的越權嫌疑。
交通部“要求”各地盡快給出租車漲價，至少傳達出兩種信息：一是確認并加深了公眾對價格聽證會的形式主義猜想；二是無形當中把百姓放在了自己的對立面，而與出租車公司結成了共同聯盟。人們常用“裁判員”來形容政府部門，政府部門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決定著它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因此，即使許多消費者對分擔相應份額的油價上漲費用并無疑義，這一心急于立即漲價的“要求”，也必然導致“開水煮青蛙”式的消費者本能抗議反應。
油價漲帶來運價漲，如今已經成為出租車行業(yè)一個習慣性的思維，油價上漲帶來的成本增加仿佛應該并且只能悉數轉嫁給消費者承擔。這一習慣性思維建立在“份兒錢”歸屬固定成本的前提之下，因此“油價+份兒錢=運價”的方程式要想維持平衡，只能油價與運價聯動。然而，把“份兒錢”當作固定成本，等于是說出租車公司的收益不容存在風險，必須是“固定”的(當然他們并不介意多收)——盡人皆知，這是違背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搶劫行徑。
“人有不公正的傾向，民主成為必要；人有公正的傾向，民主成為可能”——這是美國思想家尼布爾對人性與民主的經典描述。我想這同樣適用于市場博弈：人有不公正的傾向，博弈成為必要；人有公正的傾向，博弈成為可能。
“贏者通吃”的社會潛規(guī)則和強者對弱者的天然剝奪沖動，決定著市場博弈的必要；中立政府的存在以及弱者“用腳投票”的權利，決定著市場博弈的可能。油價上漲之后，應該并且必須讓消費者、出租車公司和司機三者之間在公平合理的市場環(huán)境中進行博弈，最終決定“份兒錢”、運價以及司機收入，各自承擔的費用比例。事實上，油價在總成本中所占比例還不到“份兒錢”的一半，按照公平原則，運價漲一番的前提，必須是“份兒錢”同步降兩番。
然而正如法國人類學家吉拉爾所言，“尋找替罪羊”是普遍存在于人類社會中的一種機制——尋找者往往都是強者，而替罪羊常常由弱者充當。毋庸質疑，與出租車公司相比，消費者是絕對的弱者。因而單純把油價與運價聯動，而割裂油價與“份兒錢”的關聯，正是把消費者利益作為防止“群體性事件”的替罪羊，而讓出租車公司利益高枕無憂。
一言以蔽，貌似公正的運價與油價聯動機制，其實只是一場“尋找替罪羊”的游戲。因為不是市場博弈的結果，因而它不代表市場競爭的冷酷，而只代表市場壟斷的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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