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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傅勇
經濟學家講理性至少是一種分工上的需要。否則，評價問題就缺少了一個重要的維度
近日，北大經濟學教授張維迎發表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同時還接受了記
者專訪。該文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不能囿于自身利益，考慮整體利益；不能盲目追求理想境地，要考慮可行性；不能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不能糾纏于過去，要向前看，著眼于發展。在專訪中，張維迎還表達了一個很具個性的觀點：講策略是政治家的事，不是學者的事。
顯然，上述言論是張維迎對此前在清華發表“補償次序論”(首先應該是干部，其次是工人，然后是農民)和“正確觀點不需要投票論”作的說明和補充。但張維迎的文章甫一發表，著名雜文作家鄢烈山先生就立即撰文批評張維迎是在用經濟學家的理性排斥公眾的直覺。
老實說，筆者是贊成張維迎先生的絕大部分觀點的，尤其是他關于要理性地思考中國改革的呼吁。雖然，研究經濟學的人都同意好的直覺絕對是無價之寶，可是，如果僅有直覺就足夠了，還要經濟學家和他們的研究做什么呢？
首先，理性和直覺之間的區別自不必言，并且，還可以進一步確認的是，追求理性是經濟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強調理性則是經濟學家的價值體現。這樣來看，經濟學家講理性至少是一種分工上的需要。否則，評價問題就缺少了一個重要的維度。
當然，理性并不一定就真正比直覺來得高明合理，但這是另一回事。鄢先生說美國總統最終拍板，靠的還是他的直覺；可是張先生在文中也已經明確指出：經濟學家的理性思考和政策建議是兩回事。很少有哪個政策是完全按照某一派學者的主張制定的情況，即便這個學派的觀點是完全合乎理性分析標準的。就連鄢先生也注意到，憑借“直覺”拍板的美國總統也需要一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因而，對于整個社會或決策過程來說，直覺和理性應該理解成一種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顯然，經濟學家正是理性分析的供給群體之一。
其次，我也同意張維迎指出的我們更應該從理性出發來思考改革。在當前的改革討論中，有相當部分人只重目標，不重過程和手段；很多時候，大家批評很多，可行的建設性意見卻很少。以廢除戶籍制度為例。大部分中國人會同意廢除戶籍制度，但是，如果僅僅取消戶籍制度，而不改變與戶籍制度相關聯的城鄉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等制度安排，這樣的戶籍改革恐怕只具有象征意義。
現實中，制度變遷中存在顯著“路徑依賴”的慣性，因而，很多時候達不到最優狀態，而只能退而求其次。正因如此，戶籍改革必定只能走一條漸進有序的放開之路。同樣，在“路徑依賴”狀態下，尋求制度上的飛躍也是不現實的。進化論告訴我們，“自然界不能飛躍”(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語)，同樣，人類社會的制度變遷在很多時候也是如此，尤其是和平建設時期。
總之，在筆者看來，學者強調理性符合自己的本分，并且，在很多時候，我們必須用這樣的理性思考和指導我們的改革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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