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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勇
博士論壇
眾所周知，東亞經濟是以高儲蓄、高投入、高產出為特征。這一增長模式曾在一段時間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隨后的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對它的普遍贊譽。值得警惕的是，中
國經濟與東亞模式的相似性正在被越來越多的研究確認。
經濟學家幾乎一致地發現，中國70%以上的經濟增長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長來解釋。目前，我們的儲蓄和投資都達到GDP的40%，FDI的數量也穩居世界前列，這些在許多國家是不可想象的。但另一方面，我國的生產效率雖然在1978年以后有明顯的改善，但遠未構成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并且，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效率的增長又在走下坡路。其中一個重要表征是出現了明顯的“資本深化”，即生產一單位的產出所投入的資本越來越多。其必然結果就是資本邊際生產率的下降，從而導致利潤率的下降。從這個角度，核心問題就是：投資過多引發了增長效率的問題。
對此，不少人從表象出發，認為問題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依據是：今天的投資會帶來未來經濟潛在生產能力的提升；同時，東亞經濟勞動力普遍豐富，人力資源也未得到充分利用，有效需求的長期不足束縛住了生產潛能的發揮。結論是：只要政府努力提升有效需求，生產就會達到潛在水平，尤其是應該通過消費的不斷增加來實現“快樂增進型的”增長。
可是，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們滿足消費的方式是有效的嗎？東亞普遍出現的內需不足是否與其經濟增長的模式本身有關呢？如果低效率的投資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給，再多的生產能力也只能是變成閑置的機器廠房和不斷堆積的商品。而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使得產業結構嚴重雷同，有些投資形成的生產能力可能永遠都不會得到充分利用。
經濟學的基本邏輯告訴我們，投資是經濟中最活躍的變量，投資通過乘數效應決定產出和收入，收入決定儲蓄和消費。因而，消費不足更可能是結果，而非原因。中國長期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這不僅僅是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就能解決的。同樣，持續的投資膨脹所造成的大面積產能過剩表明，并不是任何投資都必然會被市場和消費者確認為有效的。
我們知道，同樣是增加產出，可以通過生產要素投入的增加實現，也可以通過投入固定而提高生產效率實現。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模式屬于前者。在這種模式下，經濟增長對高儲蓄和高投資形成了強烈的依賴，而按照經濟發展的一般模式，高額儲蓄率在一段時間之后必然會下降。這必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構成巨大挑戰。
中國對投資的過度依賴性可在同印度的比較中得到進一步證實。印度的發展基本跨越了工業化階段，直接把高速的經濟增長建立在服務業之上，它的儲蓄率雖然只有中國的一半，所引進的外資長期以來也只是中國的十分之一�？墒牵骄鶃碚f，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僅比中國低30%。
總之，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與整個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共同特征，并從這個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經濟增長問題，我們就應該承認，把投資體制和增長方式帶來的問題歸咎于有效需求或消費不足無異于舍本逐末。畢竟，即便是在當前，投資仍然有相當大的比重是由政府或國有企業做出的，而消費卻是私人決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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