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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雜志社 馬國川
北京大學李玲教授近日發表文章《醫療衛生為什么不能完全市場化》認為：“中國近10年來醫療衛生發展非常快，但發展趨勢是所有的資源投在了大城市、大醫院和高精尖技術上，這就是市場的導向。”
醫療資源投在了大城市、大醫院和高精尖技術上，實質就是醫療資源分配不公。正是由于醫療資源分配的不公，導致“看病貴、看病難”。但是這種不公平的醫療資源分配格局真的是“市場的導向”造成的嗎？
到目前為止，我們在醫療衛生領域到底引入了多少市場機制？醫療服務的價格是政府管制的，醫生和護士的服務根本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從所有權來說，醫院90%都是政府的。可見，在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系的今天，政府仍然掌握著絕大部分的醫療資源，醫療資源主要由政府來配置，而不是“市場的導向”。
既然政府主導醫療資源的配置，就應該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什么能夠保證政府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醫療資源配置？只有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遺憾的是，目前我們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權力制約機制。既然政府配置醫療資源的權力所受監督制約尚不完善，同時又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這就等于把全國老百姓的資源都交給不會被問責者，這些集中控制起來的資源當然會給那些對自己更為有利的地方。
記得在“非典”肆虐的時候，就有人驕傲地宣稱，北京的醫院最多，北京的醫療條件最好。確實，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醫療機構和人才。無可否認，其中有典型官僚化色彩的條塊利益實體的功勞。作為國家的首都，北京集中了幾乎所有的國家級權力機構，地方和部門在利益博弈中一再獲勝，才最終成就了北京在醫療方面的絕對優勢地位。全國最多的“號販子”集中在北京，也正是這種優勢地位的“副產品”。在北京的“協和醫院”門前，來自全國各地的患者每天都排著長隊，“號販子”也出沒其中，屢打不絕。可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協和醫院”門前卻大多安安靜靜，根本沒有人排隊；雖然里面的醫生都是“專家”，但沒有專門人員倒賣“專家門診號”的現象。兩種情形形成鮮明對比，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嗎？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建立起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政府在分配社會資源的時候，它就不可能遵循效率原則(因為不是按市場規則分配)，也不可能遵循公平原則，而只會符合權力原則，只會追求自己的利益。一言以蔽之，強大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才是導致資源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
我們當然要警惕市場導向可能產生的不公平的醫療資源分配格局，但是在目前政府仍然掌握著絕大部分的醫療資源的現實條件下，我們更應該建立起對行政權力的問責機制，讓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只有在建立起真正的問責制之后，才能保證政府在為民眾提供越來越多的醫療衛生服務的同時，對醫療資源之類的公共產品進行公平分配，保證醫療資源為最廣大的人民所享用，維護社會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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