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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評論員 彭興韻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最近表示，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國際收支不平衡，是我國長期以來在政策上鼓勵出口、鼓勵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匯政策“寬進嚴出”取向的結果。中國將以政策調整來促進結構調整，逐步實現國際收支平衡。實現上述目標，至少需要采取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調整“寬進嚴出”的外匯政策取向，解決外匯儲備過快增長的政策源頭
；進一步擴展外匯資金運用方式，變“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有序可控地拓寬資本流出入渠道，穩妥推進對外投資，構建完整的“走出去”外匯管理促進體系。
這不僅為此前炒得沸沸揚揚的國家如何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結構提供了一個注腳，而且改革我國強制結售匯制的政策指向信息非常明顯�！安貐R于國”，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1994年開始的強制結售匯制的結果。因此，改“藏匯于國”為“藏匯于民”，當先改革我國實行了十多年的強制結售匯制。強制結售匯制是我國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歷史階段的產物，它是與1994年至2005年匯率改革之間的匯率機制相適應的。十多年來，它保證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八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使人民幣匯率能夠免遭劫難。此外，由于強制結售匯制極大地避免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的匯率風險，也對中國持續的貿易順差和外資進入發揮了積極的功效。
然而，強制結售匯制暴露出了越來越多的弊病。例如，基礎貨幣的供給要隨國家外匯儲備的增長而被動地增長，央行的信用獨立性被削弱了，在貨幣政策操作中很難兼顧對內平衡與對外平衡。為了實現“穩定幣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目標，央行又不得不采取多種手段對外匯占款造成的基礎貨幣擴張進行沖銷操作。強制結售匯制下的外匯占款的被動增長，扭曲了中國的貨幣調控機制。日益膨脹的央行票據就是這一制度的畸形產兒。在公開市場操作一味地為沖銷外匯占款的情況下，像再貼現機制這樣的貨幣政策工具是沒有發揮作用的余地的，并由此造成了我國央行對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這類被西方國家放棄的政策工具情有獨鐘。改革強制結售匯制，對于完善中國的貨幣調控機制、增強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此外，強制結售匯制將大量的外匯資產集中于政府，而中央銀行通過發放基礎貨幣的方式購買的外匯儲備資產，又在人民幣升值中不斷地縮水，于里于外都不是合理的選擇。
隨著人民幣進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強制結售匯制也逐漸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自2005年7月的匯率改革以來，雖然人民幣匯率已經表現出了雙向波動的特征，但中長期升值意愿似乎更為強烈。在此背景下，中國在匯率政策上，已從過去謹防人民幣匯率的大幅貶值，轉變為防止匯率過快的升值。這不僅要求政府建立起匯率的市場自動調節機制，也需要央行建立起市場化的匯率干預機制。對于后者，此前央行在公開市場上的貨幣掉期，就是一個有益的嘗試；對于前者，最根本的辦法就是要增加外匯市場的供給。而強制結售匯制在不斷地抽取外匯市場的資金供給，如果沒有渠道使集中到政府的外匯儲備還流到外匯市場，那么，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就可能大大超過政府所期望的水平，也可能超過國內出口企業所能承受的水平。這是中國經濟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改革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顯然是順應了我國匯率機制變化和經濟平穩增長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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