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不是在減少 而是在增多

　　蔡定劍

　　對立的趨勢:讓社會難以達成共識

　　現在是要多講如何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政府不能成為僅僅代表個別利益群體利益和聲音的政府，而是要多講妥協精神，建立一個代表和平衡不同利益的政府。

　　目前出現的所謂改革大討論，主要還是集中在經濟體制的改革方面，是由于某些領域的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后，一些地方出現的不公正分配和貧富差距，導致出現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引起人們對改革的質疑及對經濟體制改革方向的爭論。這次爭論由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提出“物權法違憲”的質疑，使得本來是經濟領域的討論涉及到法學領域，把法學家也卷入其中。

　　事實上，法律的改革將會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法治建設缺失和停滯，中國社會就不能走入一個健康穩定的軌道。經濟和法治是社會發展機器上的兩個關鍵功能，經濟是社會前進的

　　改革之所以出現了許多問題，根本原因在于法治出了問題。比如國企產權制改革廣受指責，難道不是法律的缺失造成的嗎？在沒有界定產權和明確處理國有財產權法律程序的情況下搞產權改革，國有資產很容易被強勢者所瓜分。經濟改革缺乏正當程序，結果就是權力和市場相勾結，導致社會不公正。涉及重大社會利益重新分配這樣的大問題，如果公眾沒有話語權、不能參與到改革中去，不公正現象就難以避免。

　　現在對改革的爭論有一個現象，即“左”“右”之爭，窮人與富人之爭，姓“社”與姓“資”之爭，這樣一種對立的趨勢很讓人擔憂。鄧小平在1992年講了“姓資姓社不討論”，把“左”的東西壓制下去了，才有后來的市場經濟改革。但是，中國社會“左”的東西根深蒂固，一旦社會遇到矛盾，“左”的東西就會跳出來。這種對立的趨勢必然讓意識形態大有市場，讓整個社會難達成共識。

　　我不贊成現在動不動講窮人和富人這種劃分，什么“窮人的要飯棍不能與富人的

　　建立主流價值:知識階層應承擔起責任

　　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相當嚴重的道德信念迷失，沒有形成共識的主流價值。改革有沒有共識與社會有沒有共識的主流價值有關。

　　網絡的迅速普及，出現了一種新的、廣泛的、平民化的表達方式，這種現象總的來說是個好事情。網絡平臺為普通民眾的聲音提供了一個比較自由的表達平臺。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多元化表達是客觀存在的，現在通過網絡表現出來，對我們認識和解決問題都有好處。對政府來講，也能聽到更多的、更真實的民意。

　　但是，網絡也存在匿名眾議而不負責任的情況，如民粹化傾向，常常流于情緒化的謾罵和人身攻擊。但是，一些公眾人物被罵，也代表了一種社會評價，道德的、法律的、情緒化的、理性的、非理性的，都是一種評價。這對改變人們的觀念，建立自由、多元社會有一定的沖擊作用。

　　網絡民意批評一些知識精英，認為他們成了資本家的代言人，是反對改革的力量，這不是事實，這樣的知識分子只是一小部分人。事實上，近年來，有獨立人格、富有責任和良心的知識分子不是在減少，而是在增多。這些年來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是知識分子和媒體共同推動的結果。知識分子現在出現了分化，正是利益多元化的表現。什么是知識分子？我們是以受教育程度衡量的，而在西方，知識分子是指受過高等教育、關心社會公共問題、有社會責任感，并發表見解和意見的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就應該起這樣的作用，發表見解、提出意見，引導社會，對社會起到啟蒙教育的作用。所以，知識分子也應該受到更多的監督，包括網絡和媒體的監督。

　　西方的知識精英的一個重要作用是幫助社會建立一套主流的價值取向，比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指導著社會的方向。而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相當嚴重的道德信念迷失，沒有形成共識的主流價值。改革有沒有共識與社會有沒有共識的主流價值有關。中國的知識階層要承擔起這個責任。但是，一個社會主流價值體系光靠知識分子是不夠的，要有一個權威的載體，要有統治階層的采納和支持。

　　網絡上的民粹思潮并不可怕，但如果一個社會缺乏健康的主流價值體系，民粹常常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險的。我們不是怕民粹主義，而是缺少健康的主流價值。

　　改革出現問題:原因在于缺乏公眾參與

　　解決當前問題的關鍵，是要有一個正當的程序來解決改革發展問題。改革應該是政府和社會、富人和窮人、社會精英和普通公眾互動的結果。

　　我國某些領域的改革之所以出現了許多問題，和缺乏公眾參與有重大關系。解決社會不公正問題不僅僅是要由少數人決策來調整社會政策，更要擴大公眾參與，就像解決農民工受歧視和權利問題，不能僅僅是幫助其討要工資，而是要消除那些歧視性的法律和給他以平等的選舉、教育和參與經濟的權利，并讓他們建立起自己的維權組織。

　　中國市場經濟的真正建立，歸根到底，還是需要法治建設、政府體制改革和完善民主政治等配套改革。解決當前問題的關鍵，是要有一個正當的程序來解決改革發展問題。改革應該是政府和社會、富人和窮人、社會精英和公眾互動的結果。只有政府權力，沒有民間力量；只有富人的強大資本，沒有窮人有組織的協商和自衛；只有精英的獨唱，沒有公眾的喊聲，出現權力資本化和資本權力化是必然的。

　　有人擔心民主參與會導致改革的停滯，甚至會剝奪富人，因為民眾在改革中是保守的。我認為，只要是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是有秩序進行的，讓窮人參與進來，只會讓改革更好地進行。關鍵是要有一個好的法律建構的政治框架。在一個法治、有秩序的制度下，民眾的參與是有益的而不是可怕的。

　　民眾參與改革，最重要的是建立制度性的參與機制，比如人大制度在這當中怎么發揮作用。近年來社會對“兩會”、對人大如此高關注，正說明了人民的期望。這就需要人大進一步完善自己的代言機制，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改革到了現在，利益階層和利益分化正在形成，迫切的要求就是讓不同利益階層的代表在人大這個層面對話討論，讓精英、普通老百姓的代表等不同的聲音和利益互相討論，通過談判和妥協，從而起到制約和權利、利益的平衡。

　　吳敬璉教授最近說，當前改革的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具體怎么轉呢？他說，一是靠喚起政府工作人員對人民負責的精神；二是靠決策者對情況有清醒認識，有克服和破除阻礙的決心；三是靠公民維護權利的自覺性。吳教授說得非常對，但他給出的方法卻難以達到目的。政府工作人員的負責精神不是靠喚起，而是要靠制度來建立。依靠公民維權的自覺性難以達到約束政府的目的，而是要建立公民對政府濫用權力的訴訟制度。

　　國企改制是當前爭論的焦點，一個核心問題是，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到底由誰來代表呢？這是個與經濟、政治相關的問題，不僅是理論問題，更是個實踐問題。我的觀點是，應該由人民代表大會來代表國有資產所有權，而不是由政府來代表。實際上，現在由政府行使國有資產所有權，直接來處分國有財產，與人民主權和代議制民主理論是不相符合的。從憲政的角度來看，人民主權、人民所有，就應該是人大對國有資產擁有所有權，這是具體討論國有資產改革的前提。

　　不同的前提，產生的程序是不一樣的。從民法理論上來說，所有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幾個方面，最根本的是處分權。由人大來代表所有權，是指它最終具有處分的權力，如果要改制，就要由人大來討論。國有資產占有可以由企業來占有，使用和收益都可以由企業來使用收益，管理可以由政府來管理。全國人大行使所有權主要是通過立法授權政府管理，如土地、礦產資源、森林等是通過立法來解決的，政府通過法律來管理財產。地方人大則是通過決定權來實現，政府應該根據人大的決定處分財產，即改制的方案應該由人大來討論，完全符合重大事項由人大來決定的人大職權。

　　加強執政能力:體現在具體制度設計中

　　有了理念和政策，還要通過非常具體的制度設計、方法和程序來實現政策。怎么做事的方法和程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事情能不能做成。

　　中央高層現在也注意到了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調整政策，如建立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綠色GDP等等。這些都是很好的理念和政策。但有了理念和政策，還要通過非常具體的制度設計、方法和程序來實現政策。怎么做事的方法和程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著事情能不能做成。

　　我們說要實現社會公正，這就需要具體的社會政策和法律制度，需要制度的構建。比如保障社會公正，分配制度在這當中有著重要的作用，這就要具體研究一次收入的工資和稅收政策及改革等，二次分配的社會福利、保險、遺產和贈與的法律制度及其改革等。還有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一系列改革，要有一套從整體政策到具體制度規定的具體調研數據和詳細改革方案，包括從具體方法到程序步驟的設計，這樣改革才可以達到目標。

　　國外的經驗是，進行某項改革，首先成立一個專門的機構(委員會)，來具體地研究政策和方法。關鍵之處在于，這個改革委員會是一個公開的機構，要通過征詢民意的方法來進行工作，從而提出具體建議。比如司法改革，應該成立專門的專家組成的司法改革委員會，在成員構成上要尋找代表不同觀點利益的法律界人士參加，要在廣泛征求民意的基礎上拿出一個方案來供社會討論。

　　我們現在經濟體制改革也是一樣，比如在教育、醫療、住房、

　　作者簡介:蔡定劍 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教授，著名法學家，著有《國家監督制度》、《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歷史與變革——新中國法制建設的歷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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