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反思基礎上的再出發

　　本報評論員　王 梓　主持

　　3月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參加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胡錦濤指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27年的路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也暴露了很多新問題，“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只有直面這些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夯實市場化道路的基礎，才能實現改革開放再出發。為此，“21世紀北京圓桌”特別策劃“改革開放再出發”系列專題，反思改革開放，推動市場化發展。

　　在這波關于改革的爭論中，

　　孫立平

　　是線性深化還是再出發？

　　歷時兩年的改革反思和爭論，盡管還不乏分歧與爭論，但作為一個階段，爭論的結果似乎已經浮出了水面。

　　與此相關的消息有兩個。其一，人們注意到，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改革”字眼出現了83次，其中提及“體制”的29處，無一不與“改革”相連。其二，胡錦濤參加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胡錦濤指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于是，有媒體認為，被廣泛認為是自1978年以來對改革方向分歧最大的一場爭論，有可能在本屆全國“兩會”后暫告一段落。

　　但也有更敏感的媒體發現，這個背景下對改革的重申，與其說是改革的線性深化，不如說是下一輪改革開放新路徑的確立。香港《經濟導報》一篇文章就指出，最近中央政府關于改革的精神，可以概括為“四條”，第一，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第二，改革方案要科學并注意各方利益；第三，改革成果須惠及人民；第四，改革開放不能忘記經濟安全，掌握開放自主權。聯系到2003年初提出的“以人為本”，年中提出的“執政為民”，年底正式推出“科學發展觀”，2004年首倡的“和諧社會”和2005年提倡的“自主創新”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該文指出，這表明新一代領導集體，在總結以往改革得失的基礎上，已經形成了新的改革開放觀，這種新的改革開放觀可以稱之為“共享式改革”，或能夠照顧各方利益的“均衡改革”。該文預期，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全民反思，這四條會成為全社會的新共識。

　　同樣重要的是，人們仔細分析一下新的改革理念和路徑出臺的前后，就可以發現，在決策層和民眾之間，一種良性互動關系似乎在開始形成。

　　首先，這種新的改革理念，與兩年左右的改革討論和反思是分不開的。國內就有媒體指出，“在這波以網絡為主要助推途徑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民間已經與政策層面產生了良性的互動�？茖W發展觀、和諧社會，這是新一代領導集體施政綱領中的兩個關鍵詞，經過三年實踐，它們的內涵逐步清晰，并在提交給‘兩會’審議的‘十一五’規劃綱要(草案)中具體而集中地體現了出來�？梢哉J為，這意味著中國發展戰略的正式轉型”。“兩會”期間，在總理記者招待會召開之前，有媒體開展“我有問題問總理”提問征集活動，就有近20萬名網友跟帖向總理提問。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作為人民的政府，應該接受群眾的民主監督，也包括在網上廣泛聽取意見。

　　在另一方面，還有海外輿論注意到，在“兩會”期間，“一向語無遮攔的網民一反過去對改革失當、失誤的批評和責難，對政府工作報告更關注社會公平、讓全體人民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給予積極的、建設性的評價。分享式改革既是中國新一輪改革的主要目標，也是激發民眾參與改革熱情、凝聚改革社會力量的一面旗幟！”

　　事實證明，不走改革的路，中國是沒有出路的。經濟學家鐘偉就尖銳指出，不思改革的中國頂多還有十年好日子。因此，人們可以期待，新一輪的改革即將展開。但這新一輪改革與其說是原來改革路徑的簡單深化，不如說是一次改革的再出發。

　　理性反思是改革再出發的基礎

　　歷時兩年的改革反思與討論，是改革再出發的重要基礎和前提之一。

　　在改革反思的過程中，一直有人擔心，對改革的反思會不會導致對改革方向的否定，會不會使改革開放發生倒退？事實證明，盡管這種擔心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如有人力圖以意識形態化的方式，將民眾對某些改革措施的不滿引向對改革總體方向的質疑，但實際上，在現在的情況下發生從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可能性，如果不是說完全沒有的話，也是很小很小。盡管有些人在對具體改革措施的討論中不乏激烈之詞，但要真的向舊體制倒退，并不是他們的本意和初衷。正如有人自己概括的，他們反對的不是市場化，而是假市場化和偽市場化�？梢�，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問題及其所進行的討論與反思，確實不是用“左”和“右”、前進和倒退所能概括的。

　　正確理解這次關于改革的爭論，需要有一個基本判斷，即這是一次基于利益關系、利益矛盾而發生的一場關于公共政策的爭論。有人曾經將改革以來有關改革的分歧概括為三次大的論爭。在這次有關改革的反思中，也經常有人將這次對改革的反思與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有關改革的論爭相提并論。其實，這種簡單的比附是不恰當的。因為改革之初的論爭和上世紀90年代初的論爭涉及的是社會基本走向，涉及的是改革要不要進行。因此，這次有關改革的反思與爭論，實際上也給今后可能發生的類似分歧與爭論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這就是實事求是、就事論事地將討論和爭論建立在理性和建設性的基礎上。

　　不錯，在這次討論中，出現了一些帶有較強情緒化的觀點和言論。正是這一點引起了一些人的擔憂。因為過于情緒化的爭論，會將對改革的反思引向一種危險的方向。但盡管如此，客觀地說，在傳統的主流媒體上發表的討論文章，絕大多數是理性和建設性的，明確在大方向上反對改革的，如果說不是沒有的話，也是極為鮮見的。這也說明，參與討論和爭論的絕大多數人，是在肯定改革方向的大前提下參與對改革的討論和反思的。而帶有較強情緒色彩的，則主要是在網絡上。

　　對于那些帶有較強情緒化的觀點與言論，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如何來看待它。如前所述，這次對改革的爭論是發生在利益分歧的基礎上的。就一般的情況而言，基于利益之上的要求大體是理性的。也就是說，其分歧本身是可以討論的，可以妥協的，可以在妥協的基礎上達成一致或共識的。即使是那些沒有從容并系統表達自己要求條件的表面情緒化的意見，其背后也基本是理性的利益要求。值得思考的問題倒是，在我們的社會中，理性的利益要求為什么會以情緒化的方式表達出來？我認為主要是在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社會中還缺乏理性化表達利益的語言和話語，因此，理性的利益一表達出來，就往往成了意識形態或情緒化的語言。這說明，當我們進入利益時代的時候，我們的思維方式和所使用的語言沒有跟上，我們還習慣使用以前那個時代的語言來表述現在所面對的問題。第二，在我們的社會中還缺少利益要求凝聚的機制，直接的、只言片語式的表達，難免帶上情緒化的色彩�？梢哉f，社會中的利益大多是以一種散射的自然狀態存在的。所以，如果具體利益相近的群體能共同表達訴求，其所起的作用之一，就是對散射的利益要求加以凝聚，使之能夠進行理性化表達，并達到在決策中可以進行處理的層次。比如，失業人員在國企改革中利益受損的問題，如果其要求經過如此凝聚的過程，就可能會變成要求補償的具體方案，或是有關健全相關社會保障制度的訴求。但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凝聚過程，在網上就可能變成一句簡單的或是罵腐敗或是懷念改革前的語言，甚至可能會變成一種罵人的話。這是導致利益表達情緒化的一個基本原因。

　　在這樣的情況下，將討論引向理性化，無疑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明確一點，理性化更重要的是對于改革決策者和研究者的要求，而不是對于利益表達者的要求。當然，我們期望利益表達也應當更為理性，但在還缺少這種條件的情況下，改革的決策者和研究者切不可以這種表達的情緒化或意識形態化為由，忽視其背后真正理性的利益要求。更不能將類似公共政策的問題當作一個純粹科學的問題，以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為由，漠視情緒化表達背后的正當利益要求。

　　正在形成中的共識

　　共識往往要建立在討論乃至爭論的基礎上。事實上，透過改革討論的迷霧，我們可以看到，為改革再出發所必需的基本共識正在開始形成。其中，最大的共識就是對改革大方向的堅持。我原來也曾經說過，實際上人們關于改革的共識遠比表面上看起來的分歧更大。因為即使是對某些具體改革持質疑和批評態度的人，也多是將改革中問題的發生，歸之為另外一些方面的改革推進太慢甚至沒有進展。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一些對改革的不滿，恰恰是對另一些方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因此，我們要善于透過現象來看問題的實質。

　　在此前提下，關于改革的具體目標、內容、方式和策略，兩年的反思和討論也明顯推進了人們的認識，一些基本的共識在開始形成之中。

　　共識之一：扭轉改革中的利益失衡，邁向利益分享式的改革。盡管在改革反思和爭論中充滿分歧，但實際上，“不能僅僅讓普通民眾承擔改革的代價和成本”、“改革要讓多數人受益”、“擴大改革收益者范圍”這樣的理念，已經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甚至對原來在改革中利益受損害的人進行某種補償的觀點，也已經為人們所接受。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看到，即使是堅定主張堅持和深化改革者，也在開始探討弱勢群體和通過再分配來扭轉改革中的利益失衡的問題�？梢哉f，邁向利益分享式的改革，是一種開始被廣泛接受的共識，也是保證改革再出發的基礎。如果考慮到在前一段改革中利益關系失衡的情況，可以說，解決在改革中的利益分享問題，目前已經是刻不容緩。因此，在新的改革階段上，社會公平將成為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共識之二：廣集民智，使民眾能夠參與改革。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利益失衡，不能只是簡單看作是政策偶然失誤的結果，而是與當時改革的特定方式有著直接關系。因為如果是偶然的失誤，結果應該是隨機的，但我們看到，實際的情形并非如此。趙曉在討論國企改革的時候就認為，正是“內部人主導型”造成了國企產權改革的蛻變。他說，“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在過去基本上是由國企領導人說了算，頂多再加上地方官員”。因此，在新的改革階段上，逐步形成民眾參與改革的新機制，已經成為人們的基本共識。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形成這樣的機制。

　　共識之三：僅有經濟體制改革是不夠的。在改革反思的過程中，人們已經深切地感覺到，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與經濟體制改革的單兵突進有著直接的關系。政府機構改革的問題，已經經過幾年的討論、醞釀甚至試點，現在已經有了提上日程的條件。行政改革的目標是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但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強調的不僅僅是服務，同時也要明確政府的定位，確立政府的公共性，防止國家政策受社會某些利益集團的影響。同時，解決民眾利益表達和參與的制度安排問題，也需要相應的改革。改革還包括健全法治的問題。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重點是以法律對權力和資本加以約束�？傊�，只有這些方面的改革能有實質性的進展，協調的改革才有可能。

　　共識之四：在改革的方式上，不能永遠強調走一步看一步，而是要加強改革的總體設計與協調。在改革初期，走一步看一步式的改革，不僅有利于在實踐中探索改革的路徑，而且有利于分解改革的任務，以避開當時的障礙。但在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走一步看一步式的改革已經開始導致種種弊端。這種方式不利于全面的新體制建設，在這次改革反思中，很多人已經提出改變改革的推進方式問題，特別是加強改革的總體設計和協調的問題�？梢哉f，在改革的新階段上，協調改革和配套改革的問題已經顯得越來越重要。

　　共識之五：改革要形成新的動力和共識。我原來曾經講過，原來的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改革動力基本喪失。改革的共識與動力的喪失來源于相當一部分群體在現實改革中利益受損,并對未來改革中利益進一步受損懷有恐懼。因此，改革的共識要建立在利益協調的基礎上。遲福林指出，實際上，如果改革真正面向老百姓最需要的現實需求，改革的共識自然增多，這種壓力也會轉化為改革的強大動力。同時，整個社會信息化程度的提高，老百姓對于透明政府要求的提高，國際競爭對政府能力要求的提高，都是政府加快改革的動力。在這種情況下，適時推出一些合民意順民心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共識之六：改革的規范化與法治化。一些改革措施遭到人們的質疑，與改革推進過程缺乏規范有著密切關系。因此，新階段的改革需要將法治作為推進改革的重要手段。

　　建立好的市場經濟體制

　　改革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明確未來改革的基本方向，必須將改革放到一個更大的背景中來考量。如果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那么，當今中國的兩大主題就是發展與公平。任何具體問題都要置于這樣一個基本背景之中。經過多年的探索，這樣兩個主題已經開始通過科學發展觀(包括轉變增長模式)和和諧社會這樣的社會發展理念得以具體化�？茖W發展觀的重點是解決發展問題，和諧社會則是通過調整利益關系解決公平的問題。當然，這兩個方面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一些重要環節上互相滲透，但各自的側重點是非常明確的。

　　但無論發展還是公平，都離不開制度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是為這兩個大目標服務的，是為實現這兩個大目標提供制度基礎。在這次討論中力主堅持改革大方向的高尚全先生就指出，應通過制度創新，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體制保障。

　　我過去多次強調過，中國過去2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脫離了過去的再分配體制，而形成了一種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從而使中國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但在改革反思的過程中，為了方向性的大判斷，我們經常需要回到一個更為本原的問題上：我們當初為什么選擇市場經濟？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只要是經歷了改革年代的人都知道，中國從計劃經濟轉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無論在認識上還是實踐上，都來之不易。這種“不易”不是在于事實判斷上的困難，而是在于現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張力。對于計劃經濟現實中的弊端，比如短缺經濟、大起大落、經濟缺乏活力等，改革之初也很少有人會加以否認，但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而走向市場經濟體制，則需要沖破重重的意識形態阻力，需要政治上的智慧和勇氣。但不管怎么說，經過20多年的努力，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

　　現在擺在人們面前的問題是，我們經過20多年時間逐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究竟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壞的市場經濟？進一步的問題是，什么是一個好的市場經濟？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但我認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至少包括下面這三部分內容。

　　從經濟的角度說，標志是市場經濟的體制是否相對完善，相對完善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僅就市場經濟體制本身來說，體制的完善任重道遠。首先是市場主體的發育。非國有經濟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但是非國有經濟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的任務并沒有完全完成。比如，產權制度的保護，市場準入的公平待遇，融資渠道的拓展等。與之相聯系的國有企業改革似乎限于困頓之中。事實表明，國企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但用大規模瓜分國有資產的方式進行的國企改革，不僅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同，而且達到所謂的效率目標也沒有任何保證。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探索國企改革的新路徑。而要實現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打破壟斷，無疑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更重要的是，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中的新規則，無疑是市場經濟改革最基本的任務，也是建立好的市場經濟的首要前提。特別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防止市場經濟成為一種假市場或偽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于完善市場體制本身。

　　從法治的角度說，標志是法治是否基本健全，好市場的關鍵是法治基礎。法治完善的完善當然是一個重要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權力與法律的關系�？梢哉f，法治的健全其實不在法律本身。不解決法律與權力的關系，法律的條文無論如何完善，都是沒有意義的。在中國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一種現象，就是馬后炮式的立法方式，即總是在一項改革進程才逐步開始相關的立法過程。盡管這對于規范改革后的經濟活動是必要的，但卻使改革過程本身遠離法治的基礎。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其說是立法的滯后是一種必然，不如說是與對不爭論改革策略的錯誤理解。

　　從社會的角度看，標志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是否建立，形成了這種利益均衡機制的是好的市場經濟，否則是壞的市場經濟。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不斷加劇。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形成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種使得利益格局能夠大體均衡的機制，將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是要通過一系列的具體制度安排來實現的。大體上可以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再分配。在市場當中，涉及的主要是勞資關系；在再分配中涉及的則是稅收、國家的財政收入和用于社會福利的支出。

　　明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

　　為了使得今后的改革能夠順利進行，明確前些年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之所在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恰恰是在這樣一個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分歧。即使是在充分肯定改革大方向的學者中，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也是不同的。

　　分歧的焦點是在于，造成這些問題的究竟是由于認識不夠，是想出的辦法不夠，形成的設計和所進行的選擇上出現了失誤，還是這里面既得利益在影響改革？這是關于改革爭議中一個實質性的分歧。這個實質性的分歧會影響對未來的改革的一些重要選擇。如果是改革的失誤，需要改進的是改革的設計等問題，但如果是有既得利益在影響改革，問題就不這么簡單，而是需要解決改革推進的機制。比如，在類似公車改革這樣的改革中，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機制，改革就可能走樣變形，收不到預期的結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這個判斷不是無關緊要的。

　　那么究竟問題出在什么地方？我們只要看一下出現的是什么樣的問題就大體可以判斷了。出現的問題大體有這樣一些特點。第一，往往都是在利害相關的問題上出問題，即大多都涉及重大的利益關系。第二，出的錯不是散射性的，即這次是對這些人有利，下次是對另一些人有利。第三，很多都是對強勢群體有利而對弱勢群體不利�；�于這樣的幾點，我們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就不能僅僅歸結為是偶然的失誤。真正的問題是在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在影響改革。

　　這種機制是如何形成的？我們應當看到改革以來中國社會本身的變化。大的社會變革過程總會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體制的變革，實際就是一套規則的變化；一方面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就是各種社會力量組成的變化。在改革的第一個階段上，體制改革處于更主動的狀態，體制的改革造成社會結構的變化。體制每變一步，社會當中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階層，不同力量的組合都會發生變化，這些社會力量更多的是適應體制的變化。在這個過程當中，新的社會力量開始生長出來，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定型，即我原來多次說過的“結構先于體制定型”。這個結構一旦先于體制定型之后，邏輯就變化了，結構反過來左右改革的進程。影響改革的機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這種機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可以發生在兩個層次上。一個是決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一個是決策的執行或改革方案的實施。

　　這種機制首先表現在，在前些年改革的過程中，普通人的福利減得快，強勢群體的特權削得慢。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國有企業的改革是最艱難的改革之一。199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以減員增效和國企改制為內容的改革，涉及到了幾千萬人的工作問題。這樣一種力度的改革，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大體得以實施。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公車改革。一個經常被援引的數字是，全國公車消費每年高達3000億元人民幣，不僅遠遠超過軍費開支，更比教育經費和醫療經費加起來還多。公車一年的開銷要超過國企一年全部的虧損。但問題是，一輛小小的公車，到今天為止已經改了整整12年。不同的方案，不斷的試點，結果公車不是改得越來越少，而是改得越來越多。其次，是在某些局部出現利益的爭奪。如果在國企改革過程中，相關規范和措施不能及時到位，對國有資產的處理的可能性就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擔憂。據經濟學家鐘偉計算，用工企業每年通過壓低工資和社會保障而多獲得4400億的利潤。實際有兩個百分點的負利率，也至少意味著存款人每年損失至少600億利息收入。在最近幾年中，低價征用農民的土地，全部級差地租約2萬億。這個數字，既可以看作是國家損失，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看作是失地農民的額外損失。

　　目前問題的結

　　從脫離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到建立一種好的市場經濟體制，無論所面對的問題還是改革所要承擔的任務，都有了明顯的不同。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多次呼吁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吳敬璉先生說，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曾經天真地認為，只要建立市場經濟就好了，不管是什么樣的市場經濟都能保證經濟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的……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會出現岔路和彎路。其中之一，就是偏離規范的、法治的市場經濟的方向，演變為所謂的權貴資本主義。

　　目前在改革具體內容和側重點上的一些分歧，是與如何判斷改革在目前階段所面對的問題有關系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我們想問題的基本方式，都是用兩分法，再分配和市場，國家和民間等等。這些兩分法重疊起來，似乎一端代表了舊體制，另外一端代表了新體制，改革就是要從舊體制走到新體制。但問題有時并不是這樣簡單。

　　我們可以舉個例子，不平等問題。最早的時候，一個說不平等是權力和再分配造成的，一個說不平等是市場造成的。后來關于不平等問題的新制度主義理論則指出，不平等不是權力或市場固有的特征，而是看它的位置，任何社會都有權力再分配和市場，占支配地位的那個肯定是推動不平等，占次要地位那個是彌補不平等的。世行1997年報告當中講，15年當中一個國家由一個相當平均主義的國家成為相當不平等的國家，這在世界還沒有過。為什么在這么短的一個時間里，不平等的狀況急劇地惡化，就是這兩個重要的機制共同地推動不平等的擴大所致。

　　這也就給我們一個啟示，我們現在很多爭論，包括一些經典的理論，都是以一個基本假設為基礎的，就是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此消彼長的東西。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現實不一定必然如此。這就意味著我們很多理論背后的那個基本假設可能出了問題。于是就出現了人們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在這個權貴資本主義中，市場是權力在當中起作用的市場，權力是在市場當中行使的權力。而我們在改革中所出現的許多問題，就發生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學家鐘偉曾提出過“新雙軌制”的提法，簡單說就是要素市場的非市場化和商品市場的市場化的結合。有了這種結合，就可以在要素市場中廉價獲得資源然后在商品市場上高價出售，以獲取暴利。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的許多關系的扭曲，都往往與這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分不開的，如扭曲的勞資關系，失衡的城鄉關系，正在整治的官煤勾結等。

　　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意義是在于，可以使我們更明確意識到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什么。假如按照過去的思路，我們可能是這樣區分左右的立場的：一方把現在的問題歸咎為市場，解決的辦法就是用權力干預市場；另一方，則把現在的問題歸咎為權力，需要用市場盡量地去沖擊權力。這是過去的兩個基本的思路。但是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就不是這樣了。面對的是什么問題？這就是需要如何對這兩者各自進行規范，而且防止兩者的結合。

　　新階段改革的共識、動力與策略

　　在新階段的改革目標之下，關鍵是要形成能夠保證改革目標得以實現的機制。其中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改革的新共識與新動力。要形成改革的新共識，造就改革的新動力，除了對改革的反思和經驗教訓的總結之外，為了能夠形成新的動力、新的共識，同時也是為了減小對改革的阻力，我覺得對既有的改革進行完善、矯正是必要的。特別對這幾年改革當中既不是作為改革的陣痛，也不是作為改革的必要代價的一些群體嚴重的利益受損，我覺得應當有矯正。

　　推進改革的新機制。必須看到改革已經走了20多年，現在需要形成推進改革的新機制。這種新機制包括，第一，需要一種對改革進行綜合協調的高層次的機構�，F在的問題由于缺少這種機構，改革越來越部門化。部門利益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在改革政策的制定上，甚至體現在形成的所謂新體制上。第二，適時地轉變改革推進的策略�？梢詫⒏母锓殖善鹗茧A段和轉型階段。從改革推進的策略來講，前一個階段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階段，后一個階段是全面的轉型。我們現在已經進入這后一個階段�，F在的問題是，我們在轉型階段仍然沿襲了改革前期的改革策略。比如，像國有企業改革這樣涉及基本體制和重大利益關系的改革，既沒有充分的社會討論過程，也沒有系統的立法。

　　利益均衡的機制。在最近幾年中，各級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為平衡利益關系做出了很大努力。今年將投入數千億元，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救助社會弱勢群體和經濟困難的城鄉居民，直接受益者逾億人。中央財政對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區)一般性轉移支付資金將達到1359億元，比上年增長21.2%；同時，中央財政安排扶貧開發資金137億元，重點支持貧困村基礎設施建設、

　　改革的參與機制。最近幾年中各級政府為調整利益關系做出的努力，從一個方面來說是對民意的一個正面回應。這表明，在我們的社會中，不是完全沒有利益表達機制。但我們現有的利益表達機制，具有反饋慢、成本高的特點。在我們現實的生活中，一些下層的要求，往往通過低效率、高代價的方式傳達到高層決策機構。因此，在改革的過程中，需要形成一種成本低、反饋快的利益表達機制。這就是民眾在改革中的參與機制。涉及到重大利益關系的改革，必須在廣泛聽取有關利益方意見和要求的基礎上才能進行。否則，就很可能使必需進行的改革因損害民眾利益而達不到預期的結果。其實，包括我們今天進行的反思與討論，都是參與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改革是不容質疑的，改革討論成為禁區，必然會對改革的參與機制造成嚴重損害。

　　改革的反扭曲機制。我還是要重復一句話，中國已經進入利益博弈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不同的利益主體追逐利益的行為，只要是合法的，就都是正當的。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不同群體利用改革的機會為自己謀取利益，幾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這樣就可能導致改革在實踐中局部走樣變形。關鍵的問題不在于是否有人扭曲改革，而是在于在改革推進的過程中有沒有相應的反扭曲機制。這種機制包括對改革實施過程及其效果的監控，也包括在政策上的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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