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究竟想干什么

　　――評美國財政部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

　　向松祚

　　一、評論的理由

　　美國財政部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每年發表至少兩次，目的是評估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的最新動向。報告的法律依據是1988年的“貿易和競爭力綜合法案”。該法案規定：“財政部將對外國匯率政策進行年度評估，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咨詢協商，判斷外國是否操縱其貨幣與美元的匯率，以此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節，或者擭取國際貿易的不公平競爭優勢”。

　　本文所評論的是美國財政部2005年11月報告。之所以評論該報告，理由有三：第一，中國政府2005年7月21日所宣布的匯率制度改革，顯然是迫于美國的壓力，該報告對此有清楚敘述。第二，美國得寸進尺，對去年7月21日之后，人民幣匯率走勢和制度運轉顯然很不滿意，該報告用極為嚴厲的措辭向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而且清楚描述了美國政府迫使人民幣升值和浮動的具體措施。第三，中國領導人即將訪問美國，美國財政部近期將就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發布新報告。最近美國財政部高官威脅說：有可能首次將中國正式了列為“匯率操縱國家”。去年11月的報告實際上已經表達了如此嚴厲的意圖。果真如此，中國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環境將更加嚴峻。

　　二、本文的十大觀點

　　第一，判斷外國尤其是中國是否操縱匯率，“以此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節，或者擭取國際貿易的不公平競爭優勢”，美國政府所采取的標準或指標模糊不清、武斷專橫，既沒有理論基礎，更沒有事實證據。然而，采取模糊不清、武斷專橫的標準或指標，正好讓美國政府隨意解釋，肆意指責他國。

　　第二，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操縱匯率。中國政府自1994年起，一直維持與美國的固定匯率。亞洲金融危機時期，許多國家將匯率巨幅貶值，中國為維持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穩定，自始至終保持匯率穩定，為此付出巨大努力，贏得世界普遍贊揚。中國不僅沒有“操縱匯率”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節、擭取不公正的貿易競爭優勢，反而為世界經濟的穩定有序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美國指責中國政府操縱匯率，毫無事實根據。美國財政部的報告對此也沒有提出任何證據。

　　第三，用貿易收支順差或國際收支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或者用外匯儲備累積的數量或速度，特別是用外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來判斷一國是否在操縱匯率，是非常錯誤的理論。美國財政部的理論模型之所以嚴重錯誤，乃是因為它沒有考慮當今國際經濟金融的特殊制度安排和全球產業新的分工格局。美國事實上是整個國際金融制度和國際分工格局最大的受益者。美國政府對此避而不談，卻轉過來指責其他國家操縱匯率，既違背基本的科學精神，又違背起碼的國際道義準則。

　　第四，美國政府口口聲聲所說的國際經濟不平衡和潛在風險，根源完全不是中國或其他國家操縱匯率，而是當今霸權式的國際經濟金融制度。美國要真想消除國際經濟不平衡和巨大風險，就應該帶頭改革目前的國際金融制度，比如建立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消除投機資本和投機性外匯交易的巨大風險和殺傷力、減免發展中國家債務、給發展中國家以更多資金技術援助、放寬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種種限制，等等。

　　第五，美國財政部所說的國際經濟巨大風險，主要不在于各國經濟增長速度存在巨大差距，而是在于巨大的外匯資金投機交易，其交易量高達每天2萬億美元！有識之士早就指出：如果管理不當，如此巨大的投機交易隨時可以沖垮任何國家的金融經濟體系，或許美國例外。投機交易的80%以上掌握在美國投資機構手上，交易主要在華爾街進行。要說國際經濟金融的巨大風險，要承擔責任的不是中國和其他欠發達國家，而正是美國自己！

　　第六，美國政府不遺余力地向中國和其他國家推銷浮動匯率、解除金融管制和金融和外匯交易的徹底自由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跟著起哄，充當美國國際金融戰略的急先鋒。這就是著名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歷史早就證明：所謂“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方案不僅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穩定增長，反而釀成巨大災難。當年迫于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資金組織壓力，接受“華盛頓共識”的幾個亞洲國家，早就拋棄了“華盛頓共識”。曾經擔任美國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茲，專門著書，力斥“華盛頓共識”之非。沒有多少尊重真理的經濟學者會認同所謂“華盛頓共識”。想不到，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依然到處販賣！

　　第七，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竭力販賣“華盛頓共識”的基本目的，是將世界各國經濟金融政策的主導權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當年歐洲反其道而行之，隆重推出歐元與美元抗衡，美國政府的一些經濟學者甚至用“歐元將重新把歐洲拖入戰爭深淵”的論點，來強烈反對歐元誕生。因為歐元是唯一有希望與美元抗衡的國際貨幣。有識之士早就指出：美國是最不愿意改革目前國際貨幣制度的國家，因為她是該制度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第八，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和最近30年的歷史事實充分說明：一旦世界各國真的依照“華盛頓共識”，完全放開金融市場、徹底取消外匯管制、實施完全的浮動匯率，那么，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對美元的依賴就更加徹底！美國將在更大程度上左右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發展。非常可悲的是：中國好些經濟學者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跟著起哄，說什么“只要人民幣匯率浮動，中國就擁有自主的貨幣政策”！再沒有比這更加荒謬的無稽之談了。30多年的歷史彰彰在目：匯率越是浮動，一國貨幣政策就越是受到外匯市場的牽制，當然美國的牽制了；匯率越是浮動，中國所需要的美元儲備將越多，而不是越少！貨幣政策將更加不自主！想不到，好些大名的經濟學者，依然抱著教科書的老生常談，跟著美國政府起哄，主張中國要有自主的貨幣政策，要搞浮動匯率！

　　第九，相反，只要中國實施人民幣與美元的固定匯率(當然，人民幣與歐元、一籃子貨幣或其他錨掛鉤也有可能性，目前我以為最好的方案還是與美元固定)，不開放資本帳戶，繼續對經常帳戶實施細致管理，中國的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主的，至少短期如此。請大家必須記住：著名的蒙代爾“不可能三位一體”是固定匯率、完全資本流動、自主貨幣政策不可能同時存在，取消資本流動假設(即實施資本流動的管制)，固定匯率與自主貨幣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容的。沒有任何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和經驗事實證明：完全資本流動利大于弊。好些經濟學大師比如托賓、斯蒂格利茲、蒙代爾等等，都反對毫無限制的資本流動。需要澄清的是：好些學者以為，人民幣匯率與美元固定，中國的貨幣政策就依賴美國，美國就可以操縱中國的貨幣政策，中國貨幣政策就沒有一點兒自主權了。其實，美元是當今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與美元固定，實際上是將中國貨幣政策與全球的美元區固定，只要全球的美元區(當然主要是美國)貨幣環境穩定，中國的貨幣環境就會穩定，除非美國刻意要制造貨幣動蕩，而這與美國自身的利益是完全不符的。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美元在今天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類似金本位制下黃金的地位。美國的確可以制造美元不穩定，就像當年黃金主要生產國或儲備國可以制造黃金不穩定一樣。但是，刻意制造美元不穩定，不符合美國自身的利益，她沒有理由刻意那么做。

　　第十，中國必須清晰地認識到：美國迫使人民幣升值和匯率浮動的主要目的：一是遏制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二是迫使中國貨幣政策更加依賴美國和美元，更加依賴國際投機資本的一舉一動(當然主要是美國控制的投機資金)，三是削弱人民幣區域性國際貨幣的地位。中國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華盛頓共識”的政策理念和方案。中國必須用正確的理論邏輯和詳盡的事實分析告訴美國政府：迫使中國接受“華盛頓共識”，才是真正制造全球經濟金融的不平衡和巨大風險，不僅嚴重傷害中國經濟，嚴重傷害亞洲區域經濟，而且會嚴重傷害全球經濟，最終也會傷害美國經濟。中國政府應該忠告美國政府：不要搞“損人不利己甚至損人損己”的蠢事！！

　　三、美國財政部對中國的指責

　　美國財政部報告對中國匯率政策的指責主要是四個論點。

　　第一、“固定匯率已經給中國經濟和更大范圍的全球經濟造成扭曲和不斷上升的風險，特別是限制了其他亞洲各國的匯率靈活性”。

　　第二、盡管中國“7月21日宣布放棄八年之久的與美元掛鉤匯率制度，承諾提高匯率靈活性，強化市場力量對匯率的決定作用。……然而，新制度的運轉依然受到高度限制。前面所指出的扭曲和風險依然存在，對周邊貨幣靈活性的制約依然存在。”“盡管新匯率機制允許更大的靈活性，7月21日以來的人民幣匯率走勢依然受到嚴格控制。”

　　第三、“中國的確采取了一些措施放松對資本流動的管制，以擴大外匯市場的深度和流動性，但是，中國對資本流出的控制仍然要大于對資本流入的控制。”

　　第四、“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出口和不斷快速增加的投資規模，她需要轉向更加均衡和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即主要依靠家庭投入的經濟增長。然而，僵硬的匯率機制阻礙中國朝這一增長方式轉變。”

　　讓我們仔細評論一下。

　　首先，中國實施固定匯率有助于世界經濟穩定，而不是增加風險；有助于產業的合理分工和經濟增長，而不是制造“扭曲”。相反，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竭力推銷的浮動匯率，才是國際經濟“扭曲”和國際金融巨大風險的主要根源。

　　說中國固定匯率已經給中國經濟本身和世界經濟造成扭曲和巨大風險。但美國財政部官員心目中所謂的“扭曲”和“風險”究屬何物？卻語焉不詳。翻看財政部其他報告和相關法案，所謂“扭曲”大體上是指一國累積巨額貿易逆差、國際收支逆差或外匯儲備。即使我們先同意用這個指標來衡量所謂“扭曲”，中國根本就不是主要的“扭曲制造者”。2002年到2005年，中國經常帳戶順差分別是354億、459億、687億、 億(其中貿易收支分別為304億、255億、319億、 億)；日本分別是1125億、1362億、1500億、 億；歐盟分別是557億、255億、529億、 億；俄羅斯分別是291億、354億、601億、 億。

　　如果說哪國累積了經常帳戶順差就是制造“扭曲”，為什么美國單單指責中國，不去指責日本、歐盟和俄羅斯？何況，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中國政府三方對中國貿易收支的統計有巨大差距，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其實大大夸大了中國的貿易收支順差。再者，中國與美國是經常帳戶順差，與亞洲各國卻主要是逆差，加總起來，中國的貿易順差無論從全球角度還是從雙邊角度來看，都不是什么重大“扭曲”。

　　更重要的是：為什么一國貿易順差或累積外匯儲備就是在制造“扭曲”？這是什么意義上的扭曲？根據國際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匯率相互固定的經濟區域，生產資源的配置或生產結構的變遷，完全取決于消費者的需求和生產者的技術進步，也就是亞當•斯密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或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了。美國一向以自由競爭的維護者和旗手標榜，怎會不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中國自1994年開始，就一直維持固定匯率，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進出口結構和相應的貿易順差，是市場競爭和國際產業分工格局演變的結果。

　　當然，中國有一些鼓勵出口的政策，某些行業還有相當程度的壟斷，這些措施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扭曲”了市場機制的作用，但這是另外一個問題，與美國財政部所說的操縱匯率制造“扭曲”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國有鼓勵出口的政策，更有許多鼓勵外資的優惠政策，其中當然包括美國資本。美國資本投資中國，從中國賺了多少錢？所謂中國出口里面，又有多少是外資企業的貢獻？許多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甚至高污染的產業，轉移到了中國，而這些產業所生產的產品，同樣是美國人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全球產業大轉移和重新分工，讓中國逐漸成為許多產品的制造商。中國勞動力不僅為本國消費者生產，而且為世界(包括美國)消費者生產。美國人轉而去搞服務業和高技術，絕大多數美國勞工告別了藍領時代。這樣的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生產，是人類技術進步和經濟演化的必然過程，美國站在產業最高端，是最主要的受益者。怎么轉過來指責專業化分工的另一方在制造“扭曲”？何況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國際產業分工和世界產業的重新布局，與匯率沒有多大關系。

　　如果真要說“扭曲”，搞浮動匯率才真正制造“扭曲”！任何明白經濟學基本理論的人都會明白：一旦匯率固定(一國之內的不同區域使用不同貨幣，可看作是永久的固定匯率，正如今日的歐盟)，產業之調整、演化、貿易格局、貿易收支等等，即由市場力量決定(消費者的需求轉變和生產者的技術進步)。一旦匯率變動不居，忽上忽下，指導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價格信號被扭曲，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才真的會出現扭曲。所以，美國政府要真想指責“扭曲”制造者，應該去指責鼓動浮動匯率的機構和國家，當然主要是他們自己。

　　說中國固定匯率制造風險，就更是無稽之談。眾所周知，當今全球經濟最大的風險是國際金融制度不對稱、不均衡、是一個霸權式的金融體系，是天文數字的投機資金在全世界到處流動，是以美國投資機構為主的國際機構控制著全球資金的流動。美國之外的任何國家，如果處理不當，其金融體系將立刻被投機資金沖垮。

　　中國維持固定匯率、控制資本流動、妥善管理外匯交易，是對全球金融穩定的巨大貢獻。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維持匯率不變對世界經濟穩定的貢獻有目共睹，美國怎能反過來指責中國增加全球風險？

　　第二、適當的資本控制、妥善的外匯市場管理有助于穩定中國經濟、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而不是增加世界經濟的風險；相反，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竭力販賣的資本市場徹底自由化，才是目前國際金融巨大風險的主要源泉。

　　國際資本流動對各國和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乃是經濟學者長期為之困擾的難題。從理論上講，生產要素的國際流動(當然包括資本)促使要素不斷邁向收益率高的地區和行業，最終促使所有生產要素不斷獲得高收益，人類的收入水平也就不斷上升。在所有生產要素里，最具有流動性的是資本，土地無法流動，勞力流動由于各國移民法的限制，也不容易。我們今天喜歡夸夸其談的全球化，其實主要是產品貿易和資本的國際流動。

　　然而，19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的國際浮動匯率體系，給全球資本流動帶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那就是主要的國際資本流動并不是致力于生產性投資，而是旨在賺取短期匯率、利率差價的投機性資本，其規模今天已經超過每天2萬億美元，全年規模高達近800萬億美元，而國際間真正致力于實質生產投資的資本，每年不過數千億美元，二者的差距超過千倍！

　　如此巨大的國際投機資金交易是國際貨幣體系崩潰的直接后果。受益者是誰呢？只是那些所謂國際資本和外匯市場上的“大鱷”，如大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對沖基金，等等，美國的機構居于絕對壟斷地位。受害者是誰呢？就是那些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飽受國際投機資本沖擊的國家和地區，比如1970-80年代的拉丁美洲、1992年的歐洲、1997年的亞洲、1998年的俄羅斯。如果完全放開資本市場、完全放開外匯交易，除了美國，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都沒有能力抵擋投機資金的巨大殺傷力。

　　許多經濟學大師和商界有識之士一直在不斷呼吁：需要采取有力措施，限制國際投機資本的巨大破壞力。貨幣理論大師、諾貝爾獎得主、已故耶魯大學教授托賓，很早就提出著名的“托賓稅”，即對不是實質投資的投機性資本流動，征收高額稅收，以此限制它們流來流去。諾獎得主克萊因、蒙代爾、斯蒂格利茲和許多頂級學者如麥金龍，同樣一直主張要限制投機資本。我想任何尊重起碼科學邏輯的人不會不同意他們的精辟分析。

　　中國必須非常慎重地處理資本帳戶開放、外匯市場開放、金融行業開放、證券市場開放等重大課題。維持固定匯率、不開放資本帳戶、妥善管理經常帳戶、采取有力措施限制投機性資本大規模進出，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基本政策。

　　既然巨大規模的投機性資本流動對人類的實質經濟增長有害無益，為什么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不遺余力地推銷浮動匯率和資本市場徹底自由化呢？我提出兩個解釋：一是既得利益集團背后作祟。毫無疑問，華爾街的金融大鱷喜歡大規模投機資本，他們是最主要的受益者。華爾街大老與華盛頓官場千絲萬縷的聯系，世人皆知(筆者曾專門撰文分析華爾街和華盛頓的關系，并指出二者之關聯是理解美國歷史的關鍵)。二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匯率越是浮動、投機資本越活躍，世界其他各國的貨幣政策、金融利益越是依賴美元和美國政府。一旦其他國家的金融體系被投機資本沖垮，華爾街大老和華盛頓高官就紛至沓來，充當救火隊或“救世主”的角色，這些國家的金融控制權很自然就落到美國人手里。難道人們這么快就忘記了拉美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的巨大教訓？

　　對國際經濟和金融的許多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能人云亦云。國內好些所謂經濟學者，唯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馬首是瞻，好像那里出來的報告、理論、政策就是金科玉律，動不動就說“那是數十位經濟學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很值得我們參考”！悲矣!!

　　第三、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動力是體制或制度變革，不是放棄固定匯率，采納浮動匯率。美國政府說僵硬的匯率讓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出口和大規模投資，轉搞浮動匯率就能夠促進增長方式轉變。如此論點，有點兒牛頭不對馬嘴、離題千里也！

　　其一，前面已經指出：當匯率固定、貨幣環境穩定之時，經濟增長方式(主要是產業結構的演化和調整或生產資源的有效配置)取決于消費者的需求轉變和投資者的技術進步；當匯率浮動、貨幣環境動蕩不寧之時，價格信號被“扭曲”，經濟增長方式可能被“扭曲”。美國政府宣稱搞浮動匯率有助于增長方式調整，事實正好相反。

　　其二，美國政府眼見中國出口增勢強勁，貿易收支年年順差，就說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出口。此論點相當片面。中國自1990年代起的出口快速增長，很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范圍的產業重新分工和整合。世界產業的低端從發達國家迅速轉入中國，主要因為中國要素價格(土地、勞力)非常低。世界性的產業轉移和重新分工，與匯率沒有多大關系。

　　其三，出口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有多大？是不是像美國所說的“是主要依賴”？需要詳盡的數字考察，很難得出明確答案。然而，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主要是內需，卻是毫無疑問的。衣食住行各個產業的發展、通訊行業的巨大進步、國內品牌逐漸主導家電行業和許多其他行業，等等，最充分地說明內需是中國增長的主要動力。去問問任何一個到中國來投資的美國投資者吧，若不是看中中國巨大的內需市場，他們會到中國下注投資？

　　其四，如果說中國有許多鼓勵出口產業發展的優惠政策，需要改革，那我完全同意。隨著中國出口競爭力的不斷上升，隨著國內市場不斷深化和擴展，中國的確不再需要采取諸如出口退稅等優惠措施來鼓勵出口了。但這與美國政府鼓吹的浮動匯率或匯率靈活性沒有任何什么關系！

　　結論是：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指責固定匯率扭曲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是非常錯誤的論點，而且錯的很淺！

　　四、 指責中國“操縱匯率”毫無理論邏輯和事實證據

　　美國財政部發表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主要目的是審查他國(目前主要針對中國)是否“操縱匯率以妨礙國際收支的有效調節和擭取國際貿易的不公正競爭優勢”。2005年11月的報告里，美國政府對中國7月21日匯率制度改革表示嚴重不滿意，并提出如下措施：

　　“財政部今后的報告將嚴密審查：中國是否說話算數，兌現其負責官員屢次承諾要采取的改革措施。絕對必須且極其緊迫的是：中國必須毫無保留地全面實施新的匯率制度，以盡快實現更大程度的匯率靈活性。”

　　“美國政府還將敦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做出更大努力，推動中國和其他較大的新興亞洲國家提高匯率靈活性，美國政府將為此推薦相應的政策舉措，包括金融業改革、刺激內需和降低全球不平衡。為達此目的，美國政府將根據需要，隨時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理事會提交詳細報告，包括相關政策評估。財政部還將提出建議，以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匯率政策監督機制。”

　　“就宏觀經濟、金融業改革和匯率制度改革，財政部與中國政府已經進行了積極的雙邊和多邊磋商。今年，財政部邀請中國領導人參加多次7國集團會議，主要討論上述課題。此外，包括中國在內的APEC國家認識到：他們需要采取共同努力以促進國際經濟不平衡狀態的有序調節，包括必要時更大程度提高匯率靈活性。2005年10月中旬，財長斯諾訪問中國，與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深入磋商。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JEC)亦是重要的磋商平臺，該委員會成員是中美雙方許多關鍵經濟金融監管部門的負責官員。中美金融監管工作小組本年十月亦舉行了專門會議。最近，財長斯諾已經任命了一名專職的財政部金融特派員、永久進駐中國。該特派員將于2006年上半年到任。”

　　“中國政府說得很清楚：7月21日的改革只是提高匯率靈活性的第一步。10月16-17日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舉行會議，在會后公報里，中國政府聲明：他們將進一步提高匯率靈活性，強化市場力量的作用，以完善他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告訴美國總統布什：中國將堅持不懈地推進匯率制度改革。在財政部下次報告公布之前，中國應該兌現承諾。財政部將嚴密監視人民幣的走勢，觀察中國政府是否允許人民幣匯率具有更大靈活性。”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負責官員最近仍然放言：有可能在下次報告里，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家”。一旦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家”，緊接而來的便是更大的外交壓力甚至經濟制裁措施。

　　我們要問：美國為什么如此高調地強制中國匯率制度改革？難道是中國真的在操縱匯率？或者如某些國內學者所說：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和浮動或許是真的對中國好？以至于“很難判斷美國在匯率問題上對中國的壓力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北京大學教授宋國青的說法)

　　結論其實很簡單：美國的真正目的是遏制中國經濟增長、遏制中國不斷上升的國際競爭力、遏制人民幣成為區域性國際貨幣、迫使中國貨幣政策更多地依賴投機資本的控制，當然也就是美國的控制了。然而，高舉匯率改革(升值和浮動)的大旗，卻能夠在中國贏得同情者、擁護者和支持者。中國主張和相信升值和匯率浮動的官員和學者為數并不少，盡管他們的理論經不起嚴格的邏輯推敲。他們甚至還天真地認為美國是真心幫助中國改革。

　　單從美國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就可以看出美國的意圖完全是政治性的，完全是國際戰略的需要。首先讓我們檢討一下美國政府如何定義“匯率操縱”。

　　根據美國“貿易和競爭力綜合法案”：“如果該國故意將匯率確定在某個水平或范圍，以至于匯率在相當時期內，大幅度偏離潛在的均衡匯率水平――所謂均衡匯率水平是政府沒有采取操縱行動的條件下，匯率應該具有的水平――那么，根據該法案第5304條款，就可以確認該國操縱匯率”。

　　任何稍有經濟學常識的人都可以明白：如此定義的“匯率操縱”，既沒有任何理論依據，也沒有任何實際操作性。于是，中國或別國是否操縱匯率，就只好任憑美國官員信口開河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于斯為甚！

　　所謂“沒有操縱行動條件下的均衡匯率水平”是怎樣一個概念？所謂均衡匯率如何計算出來？說起來，美國財政部判斷匯率操縱的理論邏輯與好些國內國外主張人民幣升值的邏輯非常相似，卻都是錯誤的邏輯。

　　可不是嗎？主張人民幣升值的主要依據之一是目前人民幣匯率已經嚴重低估，即嚴重低于所謂均衡匯率水平。他們所說的均衡匯率水平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呢？金科玉律就是購買力平價理論。不幸的是：購買力平價理論成立的局限條件太嚴格，根本無法直接用來計算均衡匯率。

　　在這個重要的關鍵點上，美國財政部比好些似懂非懂的經濟學者要誠實多了。他們承認：“多年以來，人們試圖用許多正式的理論模型或非正式的邏輯推理，來解釋匯率如何決定。這些研究工作有助于我們理解匯率趨勢及其相關現象。但是，沒有哪個模型或方法能夠完全描述我們所觀察到的市場決定的匯率行為。使用不同的方法分析匯率行為，其結果往往千差萬別。”

　　是的，依照所謂購買力平價計算，人民幣究竟應該升值多少才算是達到均衡匯率？有人說應該升值10%，另一些人說應該是15%、30%、50%或100%，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首席經濟分析師說人民幣兌美元十年之內應該升值到5：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應該馬上升值到2。5：1，最離譜的是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華裔經濟學者黃有光，他說人民幣應該馬上升值到2：1。同樣依據購買力平價理論，許多人說人民幣根本不應該升值，反而應當貶值。

　　僅此一點，足以說明購買力平價理論具有非常嚴重的問題，完全不能成為匯率政策的依據，當然更不能成為美國指責中國和他國操縱匯率的依據了。

　　購買力平價理論的基本思想是“一價定律”：即一摸一樣的商品，無論在天涯海角，無論用何種貨幣計價，價格理當完全相同，這樣，兩種貨幣匯價之比(匯率)自然應當等于兩種商品價格之比。推而廣之，如果有多種商品，則兩國貨幣匯價之比(匯率)就應該等于兩個商品籃子的價格之比。這個版本的購買力平價理論被稱為“絕對購買力平價”。

　　任何仔細研究過經濟理論的人一看就知道：用絕對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均衡匯率，具有難以克服的苦難。絕對購買力平價的成立，至少需要如下條件：(1)一個完整的世界貿易市場；(2)一個完全競爭的世界貿易市場；(3)每個商品的質量數量完全一致；(4)每個商品的價格完全均等；(5)兩國商品籃子中所包含的商品種類完全相同；(6)兩國商品籃子中各個商品所占的權重完全相同；(7)瞬間完成的、沒有任何成本的國際間套利行為。即使是黃金、白銀、石油、鉆石、咖啡等等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做期貨交易的商品，也無法滿足上述“絕對購買力平價”，更何況其他商品。

　　絕對購買力平價不行，經濟學者轉而采取第二個版本：相對購買力平價，即兩國貨幣匯率應該等于兩國價格水平之比，或者，兩國匯率之變動率(升值或貶值的速度)應該等于兩國通漲率之差。用這個版本的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均衡匯率，依然有難以克服的困難。主要有：(1)兩國價格指數之計算方法必須完全相同；(2)任何貨幣方面的變動(比如央行改變貨幣供應量)，其效果應該瞬間傳遞到所有商品和服務；(3)中央銀行不能對外匯市場進行任何干預或操縱，或者，外匯市場不能有任何壟斷者主宰市場走勢。

　　眾多經濟學者的大量研究，證明實際匯率的走勢與購買力平價的推測嚴重不符。采取固定匯率時，二者相互分離自不必論。但即使是1970年代之后普遍實施浮動匯率的時期，實際匯率走勢依然與購買力平價的計算嚴重不符。經濟學者總結出三個基本結論：(1)購買力平價計算本身具有相對大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貨幣籃子或不同的價格指數，可以完全得出差距巨大的所謂均衡匯率值。(2)嚴格地說，滿足購買力平價還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政府完全不干預或操縱市場匯率，然而，即使是浮動匯率最時髦的時代，各國對匯率的干預或操縱無日無之，連美國也不例外。(3) 匯率市場、貨幣市場受消息、預期的影響巨大，一有風吹草動，匯價往往劇烈動蕩，而一般商品服務市場要穩定得多。商品服務市場價格水平的變化(即實質經濟的價格水平)與匯價的波動往往南轅北轍，即使是很長時期，外匯市場走勢與實質經濟之價格水平也找不到多少的相關性。

　　不僅購買力平價如此，其他的匯率決定理論模型如匯率決定的貨幣方法、資產選擇方法，等等，都有各自難以克服的困難。所以，用這些方法計算出一個均衡匯率值，然后就信口開河，說現在人民幣匯率偏離均衡匯率多少，應該升值多少云云，很有點兒自欺欺人的味道。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用這些辦法計算出一個匯率值，然后就肆意指責別國操縱匯率，就更是胡說八道了。因為既然無法有一個眾所認可的均衡匯率值，我將匯率固定在某個水平，有什么依據說我干預或操縱匯率呢？

　　那么，匯率究竟是如何決定的？有沒有均衡匯率這回事？一個國家采取固定匯率時，那個匯率水平又是如何選定的？以后需不需要調整？調整時的依據又應該是什么？浮動匯率與固定匯率最本質的區別究竟何在？這些重要而基本的大問題，筆者今后將專文論述。

　　五、“全球不平衡”的根源是霸權式的國際經濟和金融制度

　　美國財政部報告的根本目的似乎是要解決所謂“全球不平衡”問題。報告宣稱：“全球不平衡表現為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巨大差異，反過來體現為經常帳戶的巨大差距，世界大國之間的經常帳戶差額尤其顯著。解決全球不平衡問題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責任，應該采取有序的方法解決之，以實現全球經濟可持續的最大增長。”報告隨后多次指責中國的固定匯率制造了全球不平衡，當然主要是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勿庸置疑，全球經濟增長和發展、各國生活水平存在巨大差異，而且許多方面的差距還在逐步擴大。各國收入不平等嚴重加劇，究竟是誰的責任？難道是中國固定匯率的責任？難道是中國的快速增長制造了全球不平衡？世界上任何一個稍有責任心和常識的人都知道：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持續快速穩定增長正是對解決全球不平衡所做的最大貢獻。試圖遏制乃至消滅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不僅不是解決全球不平衡的辦法，反而要最嚴重地加劇全球不平衡。美國政府不可能不明白這個最起碼的道理！

　　各國經濟增長嚴重不平衡，原因非常負責，歷史、文化、地理、氣候、資源、人口、政治制度，等等，皆是重要原因。解釋各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差異，是經濟學者數十年來為之不懈努力的重大課題，要找到準確答案，談何容易。然而，無需借助經濟學者復雜的數學模型，我們完全可以指出導致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最根本性原因：即霸權式的世界經濟金融制度。

　　1998年，筆者撰寫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著作《金融危機與國家利益》，曾經專門探討霸權式的世界經濟金融制度，其中關鍵是：美國是當代世界規則的主要制訂者，她得天獨厚。“縱觀整個世界，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等無不打上濃厚的美國色彩。美國今天的全球霸權，既得力于美國豐富的自然資源、雄厚的物質財富、先進的科學技術、富于創新的企業，更得力于美國是當今人類活動許多規則的制訂者：世界上的許多事情都按照美國方式進行。美國擁有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具備的唯一獨特但最重要的優勢：競爭規則的優勢。這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長期未加重視的重大問題。”(向松祚、張慶昉著《金融危機和國家利益》，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 頁)

　　美國的競爭規則優勢在經濟金融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美國從中所獲得的利益也最大。(1)美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儲備貨幣，全世界80%以上的儲備貨幣是美元，美國政府每年為滿足世界各國的美元儲備需求和交易需求，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高達數千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從世界各國人民手中所征收的“鑄幣稅”。原則上，美國政府只要增發美元鈔票，就可以拿到世界任何地方兌換任何物品。(2)美國多年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經常帳戶赤字、國民凈儲蓄一直很低，個人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2005年甚至降低為負值。是誰為美國人的投資和消費提供資金呢？當然是世界其他各國，尤其是亞洲各國(當然包括中國)。讓我們直接引用美國財政部2005年11月報告的數字吧：“外國私人投資者購買美國證券資產，是美國經常帳戶融資的重要渠道，2005年上半年達到5520億美元。其中外國私人資本購買美國國債達到1620億美元。此外，外國政府購買美國資產達到2150億美元。到2005年6月底，外國人擁有的美國國債累積達到2萬億美元，即美國公債的53%為外國人持有。其中外國政府持有1。2萬億美元。”(3)外國在美國的凈投資，2004年底達到2。5萬億美元！美國多年來一直是吸引外資最大的國家，只是最近一兩年被中國略微超過，但總量上不可同日而語。(4)全球金融交易(包括

　　霸權式的、不平衡的、不公正的國際經濟金融制度，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嚴重失衡的主要原因。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固然有自身的問題，然而發達國家數百年以來對這些國家資源的掠奪、政權的干預、金融貿易的控制，等等，無疑嚴重阻礙了這些國家的經濟進步。中國在很長時期、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不公正國際經濟金融制度的最大受害者之一。想不到，我們只經歷了短短20年的穩定發展，經濟剛剛有點兒苗頭，就被美國視為“全球不平衡”的制造者！天理何在！

　　美國政府要是真的想關心和同情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真的想緩解國際經濟不平衡，就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切實入手：(1)大大削減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2)大大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金融援助；(3)大大開放對發展中國家的高技術出口；(4)帶頭改革目前的國際貨幣秩序，建立并維護穩定的國際金融環境，不再到處推銷浮動匯率政策和無限制的投機資本游動；(5)不要動輒以軍事威脅、經濟制裁為手段，來解決國際爭端，為各國經濟發展創造穩定的政治環境；(6)不要使用軍事威懾手段，試圖完全壟斷世界石油資源，為國際石油創造穩定的市場環境；(7)切實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約定，不要動輒就搞貿易制裁，打貿易戰；(8)不要動不動就指責別國制造“全球不平衡”，借此擾亂別國的貨幣政策和金融環境。

　　六、必須重新認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美國財政部要求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的重要理由之一是獲得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報告說：“為了中國擁有足夠獨立和有效的貨幣政策，以便維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控制通貨膨脹，大幅度提高匯率靈活性實屬必要。”有趣的是：國內一些官員和學者，他們主張人民幣匯率浮動最基本的理由也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難道真的是“英雄所見略同”？難道美國是真的為中國長遠發展著想？

　　要回答這個重要問題，我們必須重新認識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故老相傳，固定匯率使本國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浮動匯率則擁有貨幣政策獨立性，幾乎成為經濟學的金科玉律。翻開任何一本國際金融教科書，一說到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缺點，獨立的貨幣政策就立刻成為浮動匯率最偉大的品德，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則成為固定匯率最嚴重的致命傷。我的觀點是：如此老生常談的經濟學經不起嚴格的邏輯推敲和事實驗證，應該拋棄。

　　只需要問幾個最簡單的問題：

　　第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的是什么？討論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與非獨立性，政策之最后目標必須是辯論的起點。貨幣政策的根本目的，說到底，不是那不知所云的獨立性，而是貨幣環境的穩定。世界上有好些國家，在那浮動匯率最時髦的年代，貨幣政策自搞一套，倒是有了夢寐以求的獨立性，贏得的卻是貨幣環境極度混亂，經濟增長一塌糊涂。人類歷史上少見的經濟增長奇跡時期(比如19世紀后期的西方主要大國、1950-60年代的德國、日本、1960-7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1980年代至今的中國)，這些國家沒有搞什么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贏得的卻是奇跡般的經濟增長。我們到底要選擇哪一個？

　　第二、“貨幣政策獨立性”究竟是什么意思？一般而言，所謂獨立性是指本國中央銀行能夠自主選擇通貨膨脹指標，自主采取貨幣政策工具以實現這個通漲指標。歷史證明：以通漲率為指標來執行貨幣政策，具有許多困難。

　　首先，怎樣的通漲率才是合適目標？有人說2%，有人說5%，還有人說10%。大體而言，通漲率超過10%，就有問題，通漲率低于0%(嚴重通縮)也是不好。如果有不同利益集團或政治力量的較量，中央銀行要自主選擇合適的通漲指標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實上，好些國家名義上有所謂貨幣政策獨立性，其實不過是操縱在幾個政客或者外國金融勢力手里，或者成為政客們較量的犧牲品。

　　其次，選擇通漲率到底用哪個價格指數，又是一個爭吵不休的問題。有人主張消費物價指數，有人主張批發物價指數，另有人則要用工資指數，等等。加上預期問題，中央銀行選擇通漲率指標，并不是人們想象的那么容易。貨幣政策目標的選擇和執行是一門相當困難的藝術，不是有了獨立性就萬事大吉的。好些央行官員的確有成為“格林斯潘第二”的雄心壯志，然而，這些官員必須切記：不是手中有了“便宜行事”、上下其手的龐大權力，就可以成為格林斯潘第二的！

　　其三，貨幣供應量的改變或利率的調整，需要經過復雜的傳導機制，才能影響實質經濟運行。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或利率的調整與實質經濟變化之間，并沒有一對一的關系。中央銀行即使選擇了明確的通漲率指標，且小心操作，也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貨幣穩定目標。

　　第三、沒有絕對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所謂獨立性只是相對而言。利用國際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工具，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證明：如果(1)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完全可兌換；(2)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即整個資本國際流動毫無限制；(3)物品貿易和要素流動毫無限制，那么，無論是采取浮動匯率還是固定匯率，本國貨幣政策都沒有什么獨立性。

　　固定匯率制度下，本國貨幣政策受到國際資本流動、貨幣兌換、固定匯率的制約，本國貨幣供應量、利率、價格水平，等等，只能服從國際收支的調節。浮動匯率制度下，看似貨幣供應量的改變、利率的調整、價格水平的調整可以獨立于外部資金流動、國際收支調節、投機資本沖擊，具有所謂的獨立性。其實不然。原因是：(1) 如果本國政府不希望匯率完全由外匯市場自由調節，即本國政府不希望“弗里德曼式”的完全自由浮動匯率,那么，本國央行就必然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操作必然左右本國貨幣供應量、利率和價格水平，所謂獨立的貨幣政策就不那么“獨立”了。事實上，從來沒有那個國家曾經對匯率完全放任不管，即使美國也不例外(盡管原則上，只有美國可以例外)。(2)即使本國政府允許“弗里德曼式”的完全自由浮動匯率，外匯市場的瞬息萬變，特別是市場對匯率預期的改變，必然改變本國利率水平、預期通漲水平，反過來迫使央行采取行動。這是資本自由流動條件下、利率平價理論的基本推論。如此一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又從何談起呢？此時的貨幣政策將主要取決于國際投機資本的動向。

　　第四、相反，如果(1)本國采取明確而嚴格的固定匯率制度；(2)對資本項目實施管制、對貿易項目實施適當管理、嚴格限制投機資本流動；(3)充分開放貿易，那么本國貨幣政策反而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獨立性。特別是，本國貨幣政策短期內可以有一定的獨立性，比如短期內利率水平、價格水平可以不同于國際市場或與之匯率固定的對方國家的利率水平。當然，長期而言，本國貨幣政策必須服從貿易收支或國際收支的調節。

　　更重要的是：我們今天動不動就談論所謂國際化，在一個真正的國際化時代，沒有哪個國家的貨幣政策可以享有所謂獨立性。一個真正的全球經濟，必將擁有一個全球貨幣、一個全球性的貨幣政策。盡管我們離真正的全球經濟還很遠，然而，世界貿易、金融的整合程度的確空前提高了，沒有哪個國家的貨幣環境能夠避免外部的沖擊。絕對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從來沒有過，也永遠不可能有。追求所謂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對某些政客而言，無非是增加自己權力的幌子。

　　貨幣政策的根本目標是維持穩定的貨幣環境，以此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為達此目的，我們要做的，不是侈談什么獨立性，而是在各種不同的貨幣準則里，選擇最透明、最容易操作、最能避免利益集團干預或政治力量左右、成本最低的貨幣穩定準則。正是在貨幣環境穩定這個最根本的意義上，固定匯率優于浮動匯率，因為前者的確是一個穩定貨幣的準則，后者則完全不是。讓我們記住20世紀偉大貨幣思想家蒙代爾的忠告吧：“浮動匯率并沒有多給你一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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