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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溫家寶總理在記者招待會強調了國家對銀行業的絕對控股地位，保持對經濟命脈的控制權。之前，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認為，要“謹慎對待壟斷性跨國并購”，外國企業不受約束地并購中國企業可能威脅到中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和國家主權”。而兩會期間，全國工商聯的提案異常醒目，認為對待外資并購要有底線。
最近一段時間，外資在我國鋼鐵、銀行、水泥、啤酒等領域實施了較大規模的股權
并購。拿水泥來說，國內四大家水泥上市公司皆有外資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外資私募基金充當了重要角色，比如收購哈藥集團的美國華平創業投資以及收購徐工集團的凱雷。他們的入股都是一種財務型，意味著以后將用最短的時間達到溢價的目標，完成最終“套現”。而溢價的過程，不排除利用控股后形成的壟斷地位，來進行價值最大化的“壟斷溢價”。
美國花旗領銜的財團對廣東發展銀行的股權收購可能會和中國政府要求的“25%”上限有沖突，而且溫總理已經強調了國家控股銀行業的根本原則不能違背。相似的話，美國人也說過，那是在中國石油巨頭中海油收購Unocal的時候，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根據Exon-Florio條款，認為中海油的收購行為同美國的經濟安全有沖突。
對于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視，使得跨國收購不僅僅是單純的自由市場行為。國內有一些學者被市場原教旨主義所俘虜，發表了諸如“我們的企業不被收購就會在競爭中被打敗”的言論。他們漠視了全球范圍內都存在著一種投資保護主義的政治傾向。
例如，美國防御外國資本并購的Exon-Florio條款出臺于1988年，是《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的一個條款。原本是對付有著豐富美元資產的日本人，怕日本人的并購會影響美國的技術領先。Exon-Florio條款阻擋了日本人對美國技術行業的吞噬，成功地讓日本人把注意力放在美國服務業和房地產行業的兼并上。Exon-Florio條款在1993年修改過一次，變得更加苛刻和精細，同時，CFIUS機構擴張很快，他們發展出一整套衡量和評估體系，來判斷外國資本并購美國企業的后果及危害。以2005年為例，在CFIUS關注的25起大型并購中，CFIUS毫不手軟地否決了13個。余下的12個送交美國總統布什，布什又在游說集團的壓力下否決了1個。美國在2005年的行為，已經粉碎了美國作為自由市場領袖的神話。
在1990年，美國里根總統執政的時候，CFIUS就否決了中國航空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對mamco公司的收購，CFIUS的理由是怕航空技術的外泄。在2003年，CFIUS又拒絕了香港李嘉誠的和黃集團的收購，怕香港人形成電訊上的壟斷和控制。
從以上可以看出，西方世界對于經濟安全的重視是高度的。在技術發達、市場競爭充分、資本市場活躍的美國都如此，更不要說中國這樣的技術和金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
現在，對于外資并購的防御，更多的希望是放在制訂中的《反壟斷法》上。雖然《反壟斷法》非常重要，但它適用的對象比較廣大(甚至此前有一種意見讓《反壟斷法》承當反行政壟斷的功能)。另外，由于《反壟斷法》更多的是一種以市場壟斷的估測方法來判斷(比如市場集中度指標)，有點類似于美國的謝爾曼法。美國人的做法是，將外資并購作為一個重要的“點”更為著重地予以考慮；將外資并購同外交政策，國際戰略交錯在一起考慮。于是，他們成立了更為專業化的隊伍CFIUS，讓他們更為嚴酷地執行Exon-Florio條款。
中國也應該建立類似于CFIUS的組織，例如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來對《反壟斷法》中外資惡意并購的事件進行調查和判斷，像CFIUS一樣，吸納民間商會、協會和一些國內企業的研究部門加入。
在聯想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中海油收購Unocal、海爾競投美國家電巨頭美泰克(Maytag)以及五礦收購加拿大Noranda鋁業公司的過程中，都遭遇到這些國家專業機構的審查。有些收購成功有些可能成功，有些則是失敗告終，這意味著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應該根據專業化的風險測量方法和模型，來真實地評估國家經濟安全的風險，既不要滑落為兼并放任主義，更不要成為一種新型的保護主義。而是要客觀地在安全和競爭的兩極上把握一種平衡，讓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更加自主有力，讓中國的競爭力循序漸進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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