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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光遠
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在兩會期間，關于外資并購控股國有企業的一番言論引起了各界的廣泛關注。其觀點大致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跨國公司在華的收購行為從市場占有份額看已經構成了惡意的“壟斷性”并購；二是如果聽任這種“惡意”并購行為發展，中國民族工業的品牌和自主創新能力將消失，勢必危害國家經濟安全；三是應該通過《反壟斷法》對
外資收購加以嚴格限制。從某種程度上說，李德水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如果站在國際視野和世界反壟斷法的發展趨勢來看，上述觀點似乎有值得商榷之處。
20世紀80年代以來，行業集中度的加強成為一個全球潮流，一些跨國公司占據了整個行業的重要地位。這和國際反壟斷法的思潮從過去單純的“結構主義”轉向“行為主義”有密切的關系。“結構主義”僅僅從市場集中度和市場份額來判斷是否構成壟斷。行為主義者則認為，市場集中度在決定市場支配地位是否存在時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在“并購制勝”的年代，行業集中度和市場占有份額已經不是判斷是否構成壟斷的標準，反而是形成規模效應、減少交易費用的主要手段。
正因為如此，國際反壟斷立法近幾十年來也發生了悄然的變化，集中體現為把規制的重心由國內經濟集中轉向國際經濟集中，即反壟斷法國內控制日益弱化，國際控制日益強化。各國從現實出發，逐步放松管制，放寬反壟斷法的實施，使得包括國內企業合并在內的許多壟斷行為在很大程度上趨于合法化。就連視壟斷為“洪水猛獸”的美國，為了應付激烈的國際競爭而實施企業合并已經成為聯邦政府和企業的共識。美國政府不僅放松了反托拉斯的執法力度，而且在某些領域，某種程度上保護和鼓勵企業合并，如波音和麥道的合并，迪斯尼公司合并美國廣播公司等。
就中國而言，經濟集中度普遍過低，產業同構化問題相當嚴重。因此，中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促進企業合并、集中，形成優化的市場結構應是主要任務。
盡管跨國公司通過并購行為，確實使我們的一些民族品牌成了歷史，但將民族品牌的衰落和自主創新能力差歸結于跨國公司的控股性并購，實在是板子打錯了屁股。民族品牌是否具有持久競爭力，企業是否具有自主創新能力，不是取決于有無外資的擠壓。相反，從國際并購市場來看，公司控制權市場的爭奪是企業保持創新動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比如，上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涌入美國，大有買下美國之勢。可是美國人并沒有驚惶，反而促使美國企業在IT技術方面不斷創新，率先取得了突破，進一步鞏固了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
當然，我們看到，跨國公司的個別并購行為確實已經在實質上對國內的一些戰略性行業造成了損害，可能危害國家經濟安全。但國家經濟安全的“重任”不能寄托于一部反壟斷法。主要應該由產業政策制定部門和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來負責維護，需要多部法律和產業政策法規，從不同的角度去制約、審視和協調才能達到。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美國國會反對的依據就不是因為其構成壟斷，而是由于其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
從近期外資并購的重點領域看，主要集中在石油、機械、金融服務等領域。對這些戰略性領域，我國一方面要按照“十一五”的部署，重點扶持并堅持國家的絕對控股，學習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重視建立和推行法制化的產業立法制度，加快《產業法》立法進程；另一方面，建議成立國務院外國投資委員會，對跨國公司的控股性并購行為進行審查和聽證。
總之，對跨國公司收購國內企業可能危及經濟安全的問題，我們應該審慎分析，不應該輕易舉起“經濟安全”的大棒。跨國公司控制某些行業某些領域，是國際競爭的結果，對此應該理性對待。否則，通過立法等手段雖然可以達到所謂保護民族品牌的目的，但從國家經濟安全的長治久安來看，并非明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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