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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報美國特約撰稿人 袁曉明
17世紀初，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為了保證自己在國家和教會的絕對權威，迫害那些不承認他是英國行政和教會最高權威的英國人。為逃避迫害，一些英國人逃到荷蘭，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個居住區。11年后，這群英國人當中的40個人，為能完全自由地崇拜上帝，決定冒險前往環境艱苦但更加自由的北美新大陸。
1620年8月1日，“五月花”船揚帆啟程駛向遙遠的新大陸，船上有威廉·布萊福特所帶領的40名英國清教徒。在啟程前，布萊福特與清教徒們訂立了一個契約，到新大陸后，要建立起一個平等、公義的社區，全部成員的勞動所得歸為公有，每一個家庭占有同等的份額，所開發的土地和建筑的房屋也都歸為公有，因為清教徒們覺得那是最能表示平等和公平的社會制度。
在登上新大陸后，布萊福特領導清教徒們嚴格的執行所訂立的契約。可后來布萊福特發現，這種分配平等的制度沒有效率，這些原本非常有創造力、能吃苦耐勞的成員們卻沒有多少動力去努力工作，因此社區產出很低，并且許多年輕人更有牢騷，為什么他們作為單身漢卻要為養護別人家的老婆孩子無償地工作。布萊福特由此得出結論，這種看似平等的制度不僅無效率，而且還不公平、甚至沒有道義，因為只求分配平等的制度是鼓勵懶惰、懲罰勤奮。
后來，布萊福特對這分配平等的制度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將所有的土地均等地分給社區的成員，由成員家庭自己耕種。如此的改革以后，社區的糧食產量立即大增。成員除了有足夠用的收成外，還可以在社區設立的交易場所進行交易、賣給當地的印第安人。除了自給自足外，成員還用賺來的錢償還了向英國商人借貸的債務。布萊福特社區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英國清教徒來到新大陸，后來被稱為“清教徒大移民”。無疑，這就是新大陸最早也是最后一次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從而奠定了美國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基礎。
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講，“五月花”也許是熟悉的故事，卻不一定聽過布萊福特等清教徒所訂立的分配均等之契約和實踐。更有意思的是，布萊福特改革社區公有制、平均分配的實踐對中國人而言是似曾相識的，當然，布萊福特等的實踐范圍很小、實踐的時間很短，而大洋彼岸的中國在計劃經濟、平等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實踐卻涉及到更大的范圍、十幾億的人口以及幾十年的時間。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幾十年，非常重視分配平等。但是中國用了大約三十年的時間才發現，一味追求分配平等是不可行的，所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開始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土地承包激發出中國農民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農村的勞動力得到充分的釋放，大量的中國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中國城市、沿海地帶，承擔起“中國制造”和中國城市建設的主要任務。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經濟開始連續高速增長，國外尤其是西方無論是稱“中國崛起”或者“中國威脅”還是“中國世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對中國整體經濟水平的肯定。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獨立之中國立足于世界，而如今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崛起卻更加改變了世界對中國作為大國的認同。從中國整體經濟來看，過去二十多年來的改革無疑是巨大的成功，但今天中國的改革卻遭到很大的爭議，甚至全國上下正展開一場改革方向的大討論。事實上，中國大多民眾并非質疑從分配平等到機會平等的轉型，按照美國馬里蘭大學前一階段在許多國家的調查統計，中國民眾中的74%贊成市場經濟體制，列全球之首。
對中國改革的爭議其實主要來自于對原本屬于公有產權的分配不平等，即造成中國人之間競爭起點高低不一，比如，改制前，同屬一個企業的管理人員與一般職工，他們的收入分配沒有多大的區別，而從公有制的定義來講，他們對國有資產的所有權也應該平等，可是，在企業管理人員通過改制以低價獲得了企業的產權后，公有制定義下的產權平等便不再存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競爭的公平。可以有幾個方案解決這種產權分配不公、競爭的不公，一是所有人都回到零起點，如半個世紀前共和國建立時的狀態，可那將有不可承受的代價，因為中國再也不能承受一次大革命的創傷；二是向前看，即著重解決當今和將來在公有產權上的公平分配，這更容易執行，但難順民意；三是在創造更加公正的公有產權分配的同時，對過去的重點產權分配進行清理，尤其是對國家資源比如煤炭等的產權應該進行清理，這是有難度但卻能得到更公正結果的方案。
上世紀中國有兩大歷史性的變革，一是中國人突破了封建的枷鎖、推翻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建立起獨立的共和國；二是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制。本世紀，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同樣是一次大的歷史變革，改革的成功與否將決定二十一世紀是否屬于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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