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生：市場化改革錯在不徹底的說法似是而非

　　本報記者 王羚

　　最近，幾位著名經濟學家發表了對改革問題的詳盡評論和長篇意見，但人們也注意到，不少社會輿論對這些評論的尖銳對立依然存在。這究竟是為什么？精英和大眾注定不能相互理解嗎?為此，記者采訪了早在改革初期就名聲卓著、上世紀90年代海歸后又因率先提出股權分裂理論而被稱為“A股含權第一人”的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教授。

　　《第一財經日報》：一些主流經濟學家認為當前的爭論事關要不要堅持改革方向的大問題，而很多人似乎又不認同。您怎么看？

　　華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中期，以及90年代初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前一個不長時間，中國確實存在要不要改革的問題和爭論。80年代后期和1992年后，尤其進入21世紀，中央領導和中央文件都明確了改革的方向。改革作為我國的基本路線是不會動搖的。但對如何改革，以及改革過程中的一些問題，現在也出現了一些爭論。中國有13億人口,在“雙百方針”下,不能因為有人有時說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或者利益受損的若干群體、個人發泄了一些情緒，就給他們扣上反改革的帽子，就夸大成全局的情況。壓制不同意見，把對改革不同方式和路徑的討論變成一言堂，更是要不得的。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改革和經濟學家到底有多大關系？

　　華生：普通老百姓確實一般不懂經濟學，但這些年來人們反映最強烈的幾個領域，如國企改革、教育改革、醫療衛生體制、城鄉發展差距以及股市，確實都存在重大的體制缺陷，或是改革中發生了較大的偏差。認識和反思這些問題，并不是否定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也不是說這些方面過去都搞錯了。因為事物和矛盾都有一個發展過程，有些問題當時沒有暴露出來或暴露得不明顯，有些當時缺乏解決的條件。況且即使有些改革方案有所失誤，經濟學家也未必有多大責任，因為他們在很多情況下影響也有限。但是，如果連老百姓都能強烈感覺到的現象，經濟學家們卻沒有前瞻性的分析，揭示不出這些現象背后的經濟本質、制度缺陷和改革偏差，那就是經濟學家的失職。特別是當這些缺陷和偏差已經如此明顯，還非要說改革方案本身沒有問題，是方案遇到了障礙，把責任推給方方面面，唯獨沒有自己。這就恰恰反映了經濟學家的問題。如果這不是說明了一些人離實際和群眾太遠，就是他們太相信和固執于自己的判斷和見解。后者往往更加糟糕，正如有名言所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第一財經日報》：有些人把改革中問題主要歸結為政府權力太大以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約束上，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華生：我并不完全認同。關于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關系問題，改革伊始的1978~1979年就有大爭論。當時很多人認為，沒有徹底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根本不可能真正起步和成功。現在回過來看，事情恐怕并不是那么簡單。我們當然希望體制改革能推進得更快一些，這樣經濟改革會更加順利。同時，隨著改革的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也日益迫切和重要。但是，換個角度看，政治等非經濟因素的約束盡管形式不同，但并不是中國獨有。印度和印尼都是符合西方標準的自由民主國家，那里政治、宗教、等級、文化等對經濟變革的約束經常使改革寸步難行。極端的例子是在首都修一個機場、建一條環路，因為政治和利益角逐，往往十年八年都干不成，寧可堵車幾個小時。很多人還羨慕我們的政治環境。客觀地說，各國有各自的國情和難處。經濟活動，更不用說經濟改革，從來是在各種外部約束條件下開展的。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在給定的約束條件下，設計出符合當時當地情況、包括符合大多數人認識水平的可行的解決方案。正如一位偉人所言，品質優秀的只是少數人，而推動歷史前進的是人民大眾。況且，中國今天的外部環境比改革初期不知寬松多少倍，怎么會讓我們的經濟學家有理說不清、甚至去指責普通大眾的情緒呢？

　　《第一財經日報》：經濟學家在改革的進程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華生：經濟學家當然應當有自己獨立的學術見解和學術立場，并不用去附和媒體乃至大眾一時的喜惡。這樣就更需要嚴謹的科學精神和以理服人的平等態度。在學術觀點和民眾感受發生偏離時，更需要在學術界內部展開充分說理和符合學術規范的公開討論和爭論。這時切忌居高臨下，把爭論兩極化，用反對改革和不許鼓噪的封條貼住別人的嘴巴。實際上，一些被稱為主流的經濟學家談了那么多國企改革，卻不愿和不能回答“MBO是否是企業發展的方向”這樣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以致總是答非所問；寫了一大本關于股市的書，卻一點也不知道股權分置是中國股市最深層的制度缺陷，以致不覺得市場化高價增發、國有股市價減持有任何問題，相反去強烈質疑股改給社會公眾股東支付對價；分析了那么多發展和增長方式問題，卻并不理解轉變中國增長方式的樞紐所在，以致既不知城市發展的某些畸形，也不懂農村問題的癥結，如此等等，反映了近年來被稱為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確實出現了重大偏差，以至既脫離了大眾，又缺乏真正的理論深度。這么大的偏差已經不是個別認識和個別領域的問題，而是反映了若干重要的理念和方法論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那么，您是否在基本理念上和這些經濟學家有分歧？

　　華生：近年來，被所謂主流經濟學已經奉為教條的許多流行觀念其實并不正確。比如現在一說到社會上的消極現象，有人就說這不是改革帶來的，相反恰恰是因為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種說法好像給人以滿足，其實似是而非。權錢勾結、貪污受賄、貧富分化、教育、醫療及各種壟斷亂收費等等，客觀地說，都不是傳統計劃經濟的產物，而是簡單的市場化改革的副產品。其中一些丑惡現象，也許會隨著改革深化而減少，但不少東西并不會隨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消失，相反有的可能更加嚴重。可見，市場取向的改革，雖然是必要和正確的方向，但不能看作包醫百病的藥方。

　　再如，要搞好的市場經濟，不要搞壞的市場經濟，也是一個時下風靡的說法。但是，市場經濟本身真有好壞嗎？正如恩格斯所說，你想要有英國的制度，你必須先有英國的國民。世界上只有適應不同國家、不同國民、不同文化和不同階段的市場經濟，哪里有什么好壞市場經濟？況且經濟學家心儀的好市場經濟，都是人均幾萬美元的發達國家，他們批評的壞市場經濟代表偏偏都在發展中國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現在如何能有那種發達的“好市場經濟”呢？其實，市場經濟從來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市場經濟烏托邦和其他烏托邦一樣，是空想和誤導的。就像如果有好的計劃經濟，我們還用得著改革嗎？

　　《第一財經日報》：照您這么說，市場經濟本身也有問題？

　　華生：當然有。對于幾千年來因產權保護不足、市場經濟不發展而深受其苦的中國人來說，明確和堅持以產權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確實至關重要。但是，任何東西都不能絕對化。我們必須看到現代市場經濟不是小商品經濟，而地地道道的是資本驅動的市場經濟。學一學《公司法》就知道，我們的市場經濟是承認股東至上、資本主宰的市場經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也說明，沒有勞工權利和公民權利的成長、約束和制衡，這種資本主宰的市場經濟是會走火入魔的。我們的經濟學家在提倡市場取向改革的時候，完全不談現代市場經濟的資本驅動本質，完全沒有勞工權利和公民權利對資本(包括國家資本和私人資本)約束的概念，甚至把這種約束和要求看成是違反經濟法則的成本無謂增加，說是有損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在這種不僅不懂國際競爭的真髓，而且連人力資本都不講的經濟霸權邏輯下，怎么能正確認識改革問題呢？

　　《第一財經日報》：您作為經濟學家，如何看待自己的責任和角色？

　　華生：認識和總結改革中的問題，不是否定改革，而是為了更好地改革。近30年的改革開放使經濟學成為顯學，經濟學家也水漲船高。我們一些人不再甘心按社會分工做艱苦寂寞的專門領域的深入研究，急于包裝成名，急于扮演道德完滿的公眾人物，急于實現自己的市場價值，這確實是經濟學家社會角色的嚴重錯位。其實，上世紀80年代初真正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作出貢獻的“主流經濟學家”如薛暮橋等人，學術包容、說理充分、平等待人，經常自我批評，從不吹捧包裝，反而既受到學術界的推崇，又得到大眾的尊重。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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