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改制與女傭當家

　　□文 縹緲

　　國資委春節前發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實施意見》，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法規。

　　事實上，自1984年馬勝利在石家莊造紙廠首創“承包”及“砸三鐵”以來，企業改

制已經今非昔比，一是所涉及企業的資產規模越來越大，二是這些企業的資源越來越稀缺，三是改制的目標已經越來越接近企業經營的本質。這一本質，其實并非“產權”，也非“物權”，而是人權，也就是“經營權”。

　　此前很多年來，對于企業，無論規模是大是小，無論民營還是國有，堅持產權至上的人們認為，只有資方的權利是必須捍衛的底線。由此就引申出，相關企業的價值就必然是可以通過改革“重新構造”出來的一種附加值。相關著述，汗牛充棟，我也看了很多，但我發現，其實很多著述者，不算脫離實際，也算信口開河。對于企業，他們了解的并不很多。

　　自西方工業革命以后，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高效率大型機器設備的廣泛應用必然導致規模擴大，而規模擴大可以帶來單位產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因此，在看重經營成本的測算以后，總會有些人以為企業的規模越大越經濟。但事實是：隨著規模的擴大，邊際效益是“恒降”的，因此出現“有規模但不經濟”的企業界“

　　對此，最合情理的經濟解釋，是由于道德因素的制約——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內部結構的復雜性增強，這種復雜性同樣是損耗能量以及資源的，這些損耗使“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好處相互抵消，所以“有規模”也可能“不經濟”。由此帶來的“代理人”的問題，成為規模化所派生出來的一道“硬傷”。

　　與“代理人”同樣，我們必須重視的另一個概念，就是此前我在本專欄曾經為讀者們介紹過的“傻錢”。

　　說到底，“傻錢”對于的企業意義，非同小可，因為它是特指那些“不經濟”的錢。我們必須承認，“企業不經濟”的實質，不僅僅是由于企業里國有投資或私人投資的泛社會化，也不僅是代理人對于國有企業背后的國有債權的私有化。說穿了，如果把企業的規模與發展目標，建立在“傻錢”必須“受損”的基礎之上，那么，這一改革勢必無以為繼。

　　重要的問題在于，“傻錢”是真“傻”的嗎？這個疑問，自古就有：“天地物產，只有此數。一人華服，必有數人受其寒者；一人鼎食，必有數人受其饑者；一人作淫巧，必有數人傾其產者。”(《曾國藩家書》)

　　多少年來，我們都在找尋重新認識并且分析企業的學術工具，我們努力尋求的是一種新的管理與發展對策，以期更好地說明：企業是什么？企業的核心

　　最終，人們把落腳點歸于“女傭”與“雇主”，以期可以從企業“內在成長”的角度分析企業，最終希望對上述問題給出一個大體上的回答。對于“女傭”的職業內涵，人們的認識也逐漸開始深入。

　　事實上，現代企業就是“自由人權”的載體。女傭并非只意味工作與職業，如果沒有其他內涵，只具有職業性的簡單特征，那只是傳統的企業理論。現代企業中的女傭，并非“職業”的代言人，而是定位于社會化的“資本”的代言人。在一個企業的內部，“她們”本是其溝通外部投資者與內部企業利益的代言人，亦既“傻錢”的代言人。

　　在傳統經營的概念之中，從不把“女傭”作為某種企業利益的動力來源，只是作為獲取“傻錢”的一個動力工具。女傭們不能染指企業的資源，而且為此建立起無數法律強制，以及無數的游戲規則。

　　就我個人的觀點，現代女傭，是能令“傻錢”實現增值的充分且必要的條件。當然，她們已經不是“為雇主個人服務的人”，而是一些“能夠獲取稀缺資源和貫徹組織架構”的人。這已經與傳統意義上的女傭完全不同。但與此同時，由于女傭個人素質的提升，她們有可能為雇主服務，也有可能一腳就把雇主從他們自己的家中踹出去。

　　很顯然，今天的企業，如果不涉及制度內在的構造，已經越來越表現出“女傭當家”的某種特征。企業改制所面對的挑戰，也不同于上個世紀，在這個過程中，對于女傭的“約束機制”的嚴重缺失，必須被重視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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