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PK張維迎：改革的理性與直覺孰輕孰重

　　鄧聿文

　　改革要不要理性？答案自然是，要。改革要不要直覺，答案似乎就不那么簡單了。不同的人對這個問題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比如時下的經濟學家張維迎和評論家鄢烈山，對這個問題就持一種截然相反的看法。前者否定，后者肯定。

　　張維迎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中，針對目前有關中國經濟改革的爭論中“情緒發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覺判斷壓過邏輯分析”的狀況，要求人們學會理性思考。他說，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不夠，如果沒有嚴謹的邏輯分析，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由直覺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所以，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鄢烈山則在《經濟學家的理性豈能排斥大眾的直覺》一文中認為，普通人的直覺判斷有可能比專家學者的實證數據和邏輯推理更接近于真相。兩人都舉了事例來佐證自己的觀點。

　　看來這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理性和直覺不能說誰優誰劣，它們具有不同的適用領域，而且，兩者也無法做到完全分開，理性中有直覺，直覺中也包含著理性。所以，要比較兩者，須放在具體的場合和語境下，否則就可能出錯。

　　既然爭論不清，不如換個角度，即為什么學者一再呼吁要理性地思考改革，而民眾卻一再直覺地對待改革，又如何看待民眾對改革的這種情緒化態度？

　　我想這里面有一個知識背景和邏輯訓練的不同。學者特別是經濟學者所接受的學術訓練，決定了他必須理智而冷靜地看待事物，民眾則不像學者，有一個預先的分析手段供他去觀察，所以，他可能更多地從自己的感受出發去感知和看待事物。以經濟改革為例，民眾可能更多地從自己的處境出發去理解改革的意義。

　　這樣看問題就會發現，當一場涉及到群眾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被民眾質疑時，對我們來說，首先想到的不應是簡單地斥責民眾的情緒，而應是反思改革存在什么問題，它何以引起民眾的反對。

　　民眾的直覺是從經驗出發得出的看法，帶有鮮明的個人體驗。民眾雖然可能不清楚改革的宏大意義，但假如他在改革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利益受到了損害，那么，這種感受一旦被外界所觸動，就會引起情緒反應。

　　這兩年關于改革的爭論，之所以情緒發泄多于理性思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觸到了社會的痛處。這個痛處就是，社會轉型的巨大變革已經把貧富差距、強弱對立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民眾在心理上有一種被剝奪感。這種感覺也許不是由真正的改革所觸發的，但因為在現實中損害民眾利益的舉措都是打著“改革”的旗號進行的。

　　比如，我們看到，在國企改革中，企業界熱衷的僅僅是MBO，讓管理層收購企業股權，讓管理層先富起來，職工被完全排斥在外。政府往往注重經營者激勵，忽視對普通工人的激勵。當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到管理者或者民營企業家手里，而職工的利益卻受到侵害時，他們肯定不會接受這樣的“改革”。所以，應該在學者與民眾對改革評價的巨大反差中，看到現實改革路徑的缺陷。

　　中國改革是一個前無古人的事業。毫無疑問，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了改革需要理性的思考和周密的規劃。從這個意義說，學者必須理性，不能被大眾情緒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須理性，不能被民眾的情緒所俘虜，患得患失。但是，不被大眾情緒左右和俘虜，并不表示改革者就可以罔顧民意或者輕視民眾的情緒反應。相反，必須認真考慮民眾情緒產生的原因。因為一個人、兩個人抱怨改革措施也許說明不了問題，當成千上萬人都有抱怨情緒感覺自己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時，就應該警惕了。

　　最后，我想引用一個故事來回答我對理性與直覺問題的看法。一個盲人在森林里迷路了，左尋右找找不到路，還被什么東西絆倒了。盲人在地上摸索，發現自己跌倒在一個癱子身上。盲人和癱子開始交談，悲嘆自己的命運。盲人說：“我已經在林子里轉了很久了，因為我看不見，怎么也找不到出去的路。”癱子說：“我也躺在森林的地上很久了，因為我站不起來，怎么也走不出去。”談話中癱子突然大聲叫起來：“我想起來了，你把我背在肩上，我來告訴你往哪里走，我們聯合起來就能找到走出森林的路。”

　　在這個故事里，盲人代表著理性，癱子象征著直覺。現實中也是如此，我們必須學會整合兩者，才能找到走出森林的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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