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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曉波
備受關注的《深圳經濟特區改革創新促進條例》(下稱《條例》)3月14日正式獲得深圳市人大審議通過。自此，國內首部改革創新法正式出臺，這意味著從此深圳改革創新出現失誤，在符合3種免責條件下將免予追究。
這部改革創新法贏得了輿論的廣泛贊譽，正是因為改革進入了“深水區”，可以幫助“過河”的“石頭”越來越不容易觸摸。而要鼓勵改革者大膽探索，敢于實驗，就必須在法制的框架下給予一定的保證，并輔以輿論的支持。可以說，這部改革創新法的誕生，本身就是深圳特區大膽探索的產物。
當然，社會對《條例》的擔憂也不容小視。有人認為：這一規定可能成為“保護傘”，讓一些打著改革創新之旗、謀一己之私利的人有機可乘。人們擔憂的問題自然不是立法者的本意，但在現實中，的確存在著執行過程偏離初衷的事情。比如國企改革，明晰產權不僅僅是為了盤活資產、提高效率，更是要從民眾利益和國家利益著眼，但在一些國企改革者那里，卻成了少數人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
如果有人借改革之名牟取私利，這是改革創新法本身無法制止的。要防止這些問題的出現，既要依賴于相關刑律的約束，也需要改革過程中決策的進一步民主化。
決策民主與決策科學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改革是要從沒有路的地方去走出一條路來，在某種意義上，改革是“試錯的實驗”。要保證改革方向的正確性，保證決策過程的科學性，就須依賴決策的民主制度。
決策民主不只意味著市民投票，而是在決策過程中提供廣泛的民眾參與機制。特別是面對重大改革難題時，決策者更應當拿出開放的態度，充分吸納各種富有智慧的聲音。偉大的改革不會是幾個所謂精英人物拍腦袋決策的結果，而必須依靠民眾的智慧，群策群力，去蕪存菁。
同時，決策民主更能保證決策過程透明。深圳的改革創新法提出滿足三個條件可以免責：一是改革創新方案制定程序符合條例有關規定；二是個人和所在單位沒有牟取私利；三是沒有與其他單位或個人惡意串通。換個角度看，正是因為決策過程可能存在不符合程序，主持改革者可能牟取私利，并有惡意串通行為，《條例》才作出相關規定。而決策的民主化可以在執行過程中，減少改革者違背程序的風險，也因為透明度較高，減少改革者牟取私利的可能機會——這不僅是對民眾和國家的利益負責，也是從善意愛護改革者的目的出發，避免有些人誤入歧途。
決策民主化實際上充當了“減震器”的作用，對于改革創新法實施后可能出現的問題，作出制度性的約束。決策民主化自然是政治文明之花盛開必然結出的果實，也是在改革創新法落實之后應進一步完善的制度。唯有決策制度的民主，改革創新法才能更好地佑護真正的改革者披荊斬浪，大膽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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