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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因為關系到國計民生，所以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溫家寶總理在3月1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也坦言,醫療和住房、教育、安全等問題一樣，成為他三年工作中最痛心的問題之一。
于是，有人出謀劃策指出，我國醫療總費用，政府預算撥款17.2%至20%、社會支付27.3%至30%、個人負擔的20%、醫院應節約至少10%至15%、其余的15%至26%落實后，就是“全
民基本醫療保險”實現之日。而這一天的到來，就能夠解決醫保難題了。
“推動醫療保障走向普遍覆蓋”，這句話說出來是很簡單的事情，但操作起來卻任重道遠。首先面臨的是醫保機構發展不充分的問題。在中國的許多地方，看病是先自己掏錢，再拿去報銷。而中國的醫藥費報銷之路，是既漫長又復雜。醫保機構有一堆制度來約束報銷額，比如自付率、起付線、封頂線。這樣一來，即便有醫療保障的人，也不怎么愿意去看病。因為他付了全款后，還不知道能不能在醫保機構獲得報銷。而在發達國家，醫保機構是病人的經紀人，他們與醫院進行交涉，監管醫生提高服務、控制費用；在中國，醫保機構成了病人的管家，什么都要進行限制。
在“預付制”的醫保下，被納入醫療保險，看病基本上就不用操心了，醫藥費由醫保機構去跟醫院或者社區醫生談。但在中國，患者先去看病，交全款，再到醫保機構去報銷。但大部分農民拿不出全額的醫療費用怎么辦？如果說看一個病需要1萬塊，農民的手中是沒有想象的那種美好，可以先花錢再報銷。就是因為拿不出這個預付費用，很多農民放棄了治病。
若站在保險公司的角度看，作為第三方，它們面臨著很大風險。患者跟醫生之間往往是信息不對稱的，單個患者無法防止誘導式醫療消費，再加上患者因為加入保險，也對醫療機構進行信息的隱瞞。想解決這個雙重信息不對稱困境，只有加強醫療保險立法，改變醫療服務的收支模式，使保險公司參與到醫療服務過程中來，形成三方博弈格局，相互抵消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單方道德風險。
醫保模式的困惑也制約著醫保發展。目前的醫保模式主要借鑒于西方，但水平要低些，導致的結果是醫保質量上不去，能擴大的面特別窄。如果在這個基礎上再提高些享受的比例，擴大享受的人群，對國家經濟將是一個十分沉重的負擔。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模式，連發達國家都不堪承受，更何況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
前段時間廣為詬病的美國醫保體系的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政府投入、社會籌資、個人醫療保險計劃。
盡管美國的以自愿參保模式為主的商業醫療保險體系只覆蓋了70%的人群，但美國的醫療救助體制完全可以覆蓋那些買不起醫療保險的老人和窮人。實際上，他們也是最需要醫療服務的人。
中國的醫保跟美國正好相反，以城鎮醫保為例，為什么沒有普遍覆蓋？現在只有工作的人才能享有醫保，而為什么兒童和老人卻沒有？這是因為制度和執行的問題，制度的重心是為雇員(職工)投保，沒有考慮到沒有工作的雇員家庭成員，因此，兒童以及原來沒有單位的老人成為醫療保障體系實現普遍覆蓋的盲點。缺乏法定的強制醫療保險機制，有些企業就可以鉆空子，這也是城鎮醫療保險沒能廣泛覆蓋的一個原因。
現在提出搞最基本的醫療保障，三級以上的醫院應該排除，二級以上的醫院要保留很少。基本醫療保障作為公共衛生的公共政策目標，應該排除其中以營利為目的的醫院。病人通過基本醫療保障能得到對常見病、多發病、傷害救治的最低水平的醫療保障。在基本醫保體系之外，可以提高醫療保險的門檻，差別化醫療消費市場，讓市場發揮主要作用。那些需要超出基本醫保服務水平的患者，大可以進入基本醫保以外的醫療服務市場。
要建立多層次的醫保體系，首先要解決是最基本的醫療保障體系。這其中除了財政投入和醫療資源配置等技術問題以外，最重要的還是要考慮醫療保障的立法。否則若再起爭議，標準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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