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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財經大學 彭興庭
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朱宗涵提出建議：“高薪養醫”。他認為應該降低藥價，同時，提高醫生技術性服務的報酬，即在醫生門診費外加收固定的“處方處置費”。
有調查顯示，現在絕大多數“主治醫生”以上職稱的醫師的“合法”收入，每月不
超過4000元人民幣。醫生的合法性收入顯然偏低。為了獲得與其職業相當的收入，醫生就會利用信息優勢鼓勵多用機器、多用藥，甚至極力抬高醫療器械的價格。新華社作過一個報道，一個普通的心臟介入手術，“患者花在醫療器械上的錢占到整個手術費用的84%，而體現醫生技術價值的診療費和手術費，占不到手術費用的4%”。
更多地使用“藥”而不是使用“醫”，這正給了“醫藥銷售代表”以可趁之機。不僅醫院和醫生拿了非常不透明的“回扣”，更可怕的是，還滋養了一批從中漁利的“醫藥銷售代表”。經濟學者汪丁丁撰文指出，“為了使醫師遵守其希波拉底誓言，應該使他們獲得與創造價值相應的合法收入”。
“高薪養醫”的道理也在于此，這是一種激勵機制的矯正。這種激勵，更重要的是，讓醫生的薪資放到陽光下，看得見摸得著。
醫生與法官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法官作為司法過程最為核心和能動的要素，他的良知是最重要的。為了讓法官能夠公正司法，我們知道，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的是“法官高薪制”，法官擁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同樣，醫生作為生命的守護神，他們的良知更是無比重要。“高薪養醫”、“處方處置費”，為的就是讓多勞者多得，高技術者高薪。然而，現在普通醫生的低薪資和話語權缺失，擁有再多良知的醫生也將無法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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