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吳敬璉教授商榷 學術討論能不能有雙重標準

　　韓強

　　(一)吳教授說“很有啟發(fā)，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的一段話

　　最近，《上海證券報》刊登了對吳教授的專訪，其中有一段話引人注目：

　　記者:您和朗咸平教授在看待國企改革上面有很大分歧嗎?

　　吳敬璉:我說我同意郎咸平所說的“反對盜竊國有財產”，“不以人廢言”，但我反對他說“國有企業(yè)改革是錯誤的”，結果有人就發(fā)表文章，說郎咸平?jīng)]有說過國企改革是錯的。后來過了幾天，郎咸平就自己發(fā)表了“國企改革天怒人怨”的文章。你是聽郎咸平的呢，還是聽代表郎咸平的人的話?我覺得，應該建立一個學術討論的規(guī)則，如果沒有這個規(guī)則的話，我是不準備參加討論的。

　　記者:有些人說您“嫌貧愛富”，是支持富人和資本階層的，您怎么看這個說法?

　　吳敬璉: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從何而來，就像有人曾經(jīng)指出我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實際上那是別人抄錄的時候寫錯了，我的原文并不是這樣，第二天《中國青年報》上已經(jīng)刊登了更正啟事，后來《財經(jīng)》雜志刊登了我的全文。(《吳敬璉：我從來沒有嫌貧愛富》《上海證券報》2006年3月8日)

　　看了吳教授的這些話，讓人想到一個問題，究竟吳教授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沒有，是不是別人抄錄的時候寫錯了？這里，我們把2005年11月吳教授的《財經(jīng)》四人談，12月《中國青年報》的文章，2006年1月17日《財經(jīng)》的文章引出來，看一看：

　　吳敬璉教授的第一次談話：

　　混同兩種不平等，把矛頭主要指向結果不平等的最大問題，是把“反腐”和“反富”混為一談。矛頭不是指向貪官和“紅頂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階層的上層分子，如醫(yī)生、教授、國企高管、中小企業(yè)主等等，這在政治上也是錯誤的。“腐”和“富”之間容易混同，但是領導和傳媒的責任正在于幫助大眾分清二者，真正懂得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令人擔憂的是，現(xiàn)在好象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國企經(jīng)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征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說法和做法不但沒有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權力尋租造成的。 (《吳敬璉、高尚全、江平、許小年四人談》《財經(jīng)》2005年11月25日)

　　吳敬璉教授的第二次談話：

　　“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lián)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著名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今天在《財經(jīng)》雜志2006年年會上，出人意料地用這一段話來結束自己的主題演講。

　　一向以理性著稱的經(jīng)濟學家因何動了感情？吳敬璉言語間隱含著深深的擔憂。日前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收入不平等有兩個可能的來源：一個是機會的不平等，一個是結果的不平等。目前中國社會貧富懸殊，主要來自機會的不平等。他解釋，就像貪官污吏通過盜竊公共財產，通過買官賣官，很容易就成了千萬、億萬富翁。但現(xiàn)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結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國企經(jīng)理的最高薪酬，對一般的富人征高額稅等等；還動不動就要“向富人開槍”。這種說法和做法不但沒有抓住要點，還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后果。貧富懸殊，是腐敗、是用權力換取收入，即權力尋租造成的。” 《吳敬璉動了感情:誰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lián)盟》2005-12-13《中國青年報》

　　吳敬璉教授的第三次談話：

　　前一段時間我讀了一本書，書名叫《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自由市場經(jīng)濟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最有效的組織生產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發(fā)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為其基礎設施，而這些基礎設施的建立和維護需要一個良好的政治環(huán)境。這種政治環(huán)境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威脅，第一個威脅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經(jīng)在市場中占據(jù)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xù)維持其地位。第二個威脅來自龐大的貧困人群。這兩方面的人群，看起來彼此地位極其懸殊，可是它們一旦在反對市場體制的問題上結成聯(lián)盟，就會發(fā)揮巨大的影響力，政府對市場采取干預行動。這種行動表面上打著改進市場缺陷的招牌，實際上卻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而大眾不但不會抗議，甚至還要喝彩，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未來會因此受到損害。”

　　我自己讀了這段話覺得很有啟發(fā)，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

　　作者為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為作者在“《財經(jīng)》年會：2006預測與戰(zhàn)略”上的講話 (《吳敬璉：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關鍵在政府職能的轉變》2006年1月17日《財經(jīng)》雜志)

　　從上述三段話來看，不要“向富人開槍”的一段話，最早出現(xiàn)在《財經(jīng)》的“四人談”，并沒有“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然后出現(xiàn)在《中國青年報》。所謂反市場化“來自貧困人群”，出自《中國青年報》和《財經(jīng)》，確實有差別。那么這個差別有多大呢？差別就在于吳教授是引用了《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的一段話，這也就是吳教授所說的“后來《財經(jīng)》雜志刊登了我的全文”。《中國青年報》把引用的話當做了吳教授自己說的話，這也就是吳教授所說的“別人抄錄的時候寫錯了”。

　　現(xiàn)在，我們繼續(xù)分析。引用有兩種，一種是表示不同的觀點，引用之后進行批評。一種是引用之后，表示受到啟發(fā)。吳教授說：“我自己讀了這段話覺得很有啟發(fā)，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

　　那么“第一個威脅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經(jīng)在市場中占據(jù)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xù)維持其地位。第二個威脅來自龐大的貧困人群”這一整段話，顯然是啟發(fā)了吳教授，而且很欣賞，否則，吳教授也不會把這段話“貢獻給諸位”。誰會把不贊賞的話“貢獻給諸位”呢？

　　我們請吳教授把話說清楚，對這段所謂“很有啟發(fā)，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的話，究竟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如果不贊成，就可以完全否認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如果“很有啟發(fā)，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能說不贊成嗎？

　　吳教授對郎咸平的觀點觀察很細致，也很注意其中的矛盾，并且說：“有人發(fā)表文章，說郎咸平?jīng)]有說過國企改革是錯的。后來過了幾天，郎咸平就自己發(fā)表了‘國企改革天怒人怨’的文章。你是聽郎咸平的呢，還是聽代表郎咸平的人的話?”

　　那么，請問：我們究竟對吳教授引用的、并且“很有啟發(fā)，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的那段話“第一個威脅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經(jīng)在市場中占據(jù)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xù)維持其地位。第二個威脅來自龐大的貧困人群”，應該怎樣理解？是理解為吳教授贊成呢？還是不贊成呢？如果不贊成，為什么又說：“很有啟發(fā)，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呢？

　　吳教授不是要建立“學術討論的規(guī)則”嗎，那就請自己先遵守規(guī)則，不要含糊其詞。

　　(二)不要別人扣帽子，自己卻給別人扣帽子

　　在“中國經(jīng)濟50人論壇”吳敬璉發(fā)表講話，提出在反思改革，認為：

　　大型國有企業(yè)的股份化改制、壟斷行業(yè)的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基本經(jīng)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

　　缺陷二是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huán)境遲遲未能建立。

　　缺陷三是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

　　缺陷四是與傳統(tǒng)社會主義經(jīng)濟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難以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

　　然后，他說：經(jīng)濟學家作為知識人，應該按照“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并且對這些見解是否符合學術規(guī)范獨立地負責。

　　吳敬璉認為，大眾對種種消極的現(xiàn)象廣泛存在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強烈不滿，而學界人士對這些消極現(xiàn)象產生的原因作出了很不相同的解讀。

　　對于學界存在的一些解讀，吳敬璉評價說，一些傳統(tǒng)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wèi)軍”，利用大眾對我國社會現(xiàn)狀的不滿情緒，和學界人士對改革和發(fā)展中一些問題的正當質疑，重新提出十幾年前已經(jīng)提出過的“取消計劃經(jīng)濟，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題。他們指稱過去20多年的中國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流經(jīng)濟學”主導的，執(zhí)行的是一條機會主義路線，或稱“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路線”。吳敬璉說，這些人正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吳敬璉：有人正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2006年2月13日《中國青年報》)

　　我們要問：既然是學術討論，就應該允許不同意見存在，但是吳敬璉說：一些傳統(tǒng)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wèi)軍”，利用大眾對我國社會現(xiàn)狀的不滿情緒，和學界人士對改革和發(fā)展中一些問題的正當質疑，重新提出十幾年前已經(jīng)提出過的“取消計劃經(jīng)濟，實行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命題。

　　從報刊的報道來看，我們還沒有看到哪位經(jīng)濟學家和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這好象是在捕風捉影地扣帽子。人們不禁要問，這是學術討論，還要開帽子鋪？這種上綱上線地壓制不同觀點的做法，讓人想起五大經(jīng)濟學家批判吳敬璉的“賭場論”，吳教授只講了“像賭場”，結果被改成了“是賭場”。這種偷換概念的手法，能進行學術討論嗎？

　　我查了很多詞典，也找不到“傳統(tǒng)社會主義體制的老近衛(wèi)軍”的解釋。批評什么觀點，就批評什么，為什么要加“老近衛(wèi)軍”這個字眼，還是只許自己上綱上線地批評別人，容不得別人的觀點。

　　(三)反對壞的市場經(jīng)濟不等于反對市場經(jīng)濟

　　吳敬璉教授一直說有兩種市場經(jīng)濟，一種是好的，一種是壞的，“市場經(jīng)濟”是全稱概念，“好的市場經(jīng)濟”、“壞的市場經(jīng)濟”是特稱概念。因此反對“壞的市場經(jīng)濟”并不等于反對“市場經(jīng)濟”。廣大人民群眾對虛高醫(yī)療費、教育費、房價的批評，是反對“壞的市場經(jīng)濟”，因為把醫(yī)療、教育等公益事業(yè)泛市場化，不符合當前國際上發(fā)達國家的慣例，房地產的虛高價格，不但普通百姓難以承受，而且造成了大量長期貸款，影響了產業(yè)結構的調整。更重要的是這“三高”影響了內需，造成了經(jīng)濟的瓶頸。

　　吳敬璉大講法治，那么我們要問，“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為什么不經(jīng)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和批準，國有資產被一些地方政府賣掉？廣大人民的知情權、監(jiān)督權如何體現(xiàn)？賤賣國有資產，是不是違法？賤賣國有資產，是不是壞的市場經(jīng)濟的表現(xiàn)？

　　廣大人民群眾反對壞的市場經(jīng)濟，正是為了要好的市場經(jīng)濟。

　　最后，我要說的是：我對吳教授是很尊重的，實事求是地說，對吳教授在2000年發(fā)表在《南方周末》的《股市不能太黑》那篇文章，我至今記憶猶新。對于吳教授2001年在中央電視臺批評股市不規(guī)范的節(jié)目，我也記憶猶新。并且寫了不少文章說明“像賭場”與“是賭場”是不同的概念，關鍵是批評股市不規(guī)范。現(xiàn)在，我仍然認為，近幾年的股市下跌，與吳教授個人的觀點無關。應該反思的是A股市場為什么不規(guī)范。

　　最近兩年吳敬璉教授談話中的某些觀點，讓人感到云山霧罩。例如：吳敬璉教授與《金陵晚報》記者的談話說“通股股東處于優(yōu)勢地位”，“非流通股東最終是誰呢，是全體人民。”這就混淆了概念，現(xiàn)在A股市場既有民營的，也有國營的。民企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是發(fā)起人的，不是全體人民的，如果說非流通股是全體人民的，那么民企的大股東愿意嗎？這豈不成了剝奪私人財產嗎？這符合法律嗎？所以只能說國有控股公司的國家股、國有法人股是全體人民的。另外，還有一些法人股已經(jīng)被民企購買，也是購買者私人的。

　　吳教授所謂的“通股股東處于優(yōu)勢地位”，實際是把13億人民與3900萬(按深滬股市雙向開戶計算)股民對立起來，3900萬股民涉及到3900萬個家庭，1億多人，難道這1億多人就不是人民了嗎？難道3900萬股民買了流通股，他們就不是人民了嗎？從法理上說，3900萬股民是雙重股東，他們既是自己所持有的股票的股東，也是國有非流通股的股東，國有資產也有他們一份。

　　吳教授用“非流通股東最終是誰呢，是全體人民”，一方面剝奪了民企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的私人股權，另一方面又剝奪了3900萬股民對國有股的那一份權力。這在邏輯上是混亂的。

　　吳敬璉教授還說：“之前國有銀行，我們搞了許多年，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shù)，這樣一個銀行讓投資者怎么信賴呢？第一個進來的人需要承擔風險，后來的投資者才會隨后進入，價格才會越來越高。”“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很容易情緒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過于情緒化，就容易出問題。要解決國有銀行的問題，就要仔細地把問題的癥結弄清楚。”(《吳敬璉不贊同國有銀行賤賣論 稱國人容易情緒化》《新京報》2005年12月10日)

　　這里我們首先要說明，國有銀行上市之前已經(jīng)過資產剝離，資本金不是零，其資產不僅僅是賬面的，而且對一個國家金融系統(tǒng)來說具有戰(zhàn)略意義。然后我們從A股與H股比較來看這個問題：如果在香港上市的銀行股沒有賤賣，那么A股市場銀行發(fā)行股票就是貴賣了，因為都是銀行股為什么內地發(fā)行價要高幾倍？如果內地發(fā)行價正合適，那么到香港發(fā)行就是賤賣了，為什么比內地發(fā)行價要低幾倍？

　　我們再請中金公司首席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說一說，中石化A股發(fā)行價4.22元人民幣，H股發(fā)行價1.6元港幣。格差一倍半，究竟是H股賤賣，還是A股貴賣？當時的社保基金也是以4.22元人民幣進入的A股，被套了很長時間。現(xiàn)在社保基金雖然解套了，但是卻眼看著H股賺錢，這又是什么問題？

　　吳教授說“第一個進來的人需要承擔風險，后來的投資者才會隨后進入，價格才會越來越高。”那么A股與H股的第一個介入者，哪一個風險大？誰都知道H股的風險小，那么請吳教授說一說，為什么讓社保基金介入風險最大的A股，而風險小的H股留給國際投資者？吳教授不是天天講機會公平嗎？為什么社保基金與國際投資者的機會不公平？

　　吳教授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承銷中石化的是中金公司，在香港發(fā)行H股是1.60港幣，發(fā)A股4.22元人民幣，1.60與4.22中間的差價就形成了公司的資本公積金，這個公積金立即就被全體投資者所擁有，包括香港以及海外的投資者，使內地股民的資產被國際股東吞食。為什么吳教授2001年對內地投資者與國際投資者的機會不公平保持沉默？現(xiàn)在卻為國際投資者介入銀行股進行辯護，這是不是忽悠我們小老百姓！

　　還有，中海油收購美國石油公司受到美國某些國會議員的阻撓，為什么吳教授不說美國國會議員情緒化？卻一味指責中國“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難道美國人就沒有民族情結了？

　　我們請著名的經(jīng)濟學家吳敬璉教授看一看這些報道：

　　據(jù)《華爾街日報》披露，雪佛龍已在國會活動，設法阻止中海油對優(yōu)尼科提出的競購。而在雪佛龍的發(fā)動下，美國40余位國會議員已向布什總統(tǒng)遞交公開信，以國家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名義，要求政府對中海油的并購計劃立即進行嚴格審查。(《優(yōu)尼科推遲發(fā)布表決公告 中海油收購案懸而未決》《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8日)

　　近日，中海油收購美國石油巨頭優(yōu)尼科引起了美國新聞媒體的恐慌，他們大肆渲染中國經(jīng)濟威脅論，害怕美國會淪為從屬國。《紐約時報》7月31日撰文指出，這些報道是短見而無知的，美國人不應害怕中國，反而應向中國學習。(《畏華論杞人憂天 學中國才是正道》《國際金融報》2005年8月1日 )

　　其實，任何國家都要考慮國家經(jīng)濟安全和金融安全，俄羅斯也是不允許中國的石油公司去收購尤甘斯的股票。為什么中國人就不需要考慮金融安全。誰都知道上市公司是公開信息的，特別是對大股東沒有秘密可言。

　　就在某些人指望國際投資者幫助中國的銀行進行改造時，媒體報道：

　　中國銀行早于今年8月份出售10%股權予蘇格蘭皇家銀行、美林及李嘉誠慈善基金等等，但有報道指，美林已暗地里將部分股份轉讓予兩家在港有辦事處的對沖基金，看來美林集團也不是什么戰(zhàn)略投資者，只不過的戰(zhàn)術投機者，賺了一把就跑，這與中國內地的券商沒有什么兩樣。

　　相比較而言，中國人士只說國有銀行被賤賣，還沒有什么“外國威脅論”卻被吳教授指責為中國“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學術討論，是不能用雙重標準的，為什么吳教授要指責“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難道美國人就沒有民族情結了？吳教授說“應該建立一個學術討論的規(guī)則，如果沒有這個規(guī)則的話，我是不準備參加討論的”，但是他又不斷發(fā)表談話，評論他所不同意的觀點，我們搞不清楚，吳教授是參加討論呢？還是不參加討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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