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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奕
在2006年第一期《中國社會科學》“中國轉型經濟學”中，復旦大學教授張軍先生提到了中國15年來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所在，他的觀點是：“沒有分散的經濟決策，沒有地方為增長而展開的激烈競爭，就難以形成這些地區的經濟繁榮與增長，沒有發達的經濟就看不到這些地區正在逐步清晰化的產業集聚和分工模式�！�
該觀點說白了，就是各個地區出于政績沖動而發展經濟，竟然歪打正著地讓中國經濟渡過各種難關，長期獲得增長動力。
傳統西方經濟學認為，經濟轉型必定依賴于明析的產權制度和相關制度的建立。那么，中國經濟強勁增長之謎的解釋又在哪里呢？張先生認為：地方政府為增長而競爭，實際上促進了區域貿易的發展，而貿易的發展又反過來強化地區之間的經濟往來與一體化進程。
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假如僅僅看到“長三角經濟圈”、“泛珠三角經濟圈”、“渤海經濟帶”是遠遠不夠的。即便上述經濟體，也不是人們想象的那般珠聯璧合，我就曾經跟揚州市經委的一個處長聊過，他說上海最多輻射到常州，而且已經非常弱了，對于揚州影響甚微。
張軍在文章中也提到，區域間的競合為外界所詬病最多的，是造成重復投資和資源浪費，但他認為，這些是保持經濟處于競爭狀態所必須付出的成本。
競爭狀態的保持自然是好事，關鍵在于這種競爭態勢是原生于市場還是地方政府。張先生覺得15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是拜投資所賜，這應該沒有問題；但如果覺得這樣，中國經濟就轉型了，或者靠投資就能趟平轉型之路，就有問題。
依賴于地方政府的決策來拉動經濟的方式，還會產生如下一些弊端：增加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在關系重大國計民生的項目上，難以形成共識；造成地方與中央、地方與央企之間的拉鋸，比方說華南的氣荒、油荒……
所以，指望“諸侯經濟”能夠帶動中國經濟轉型是值得商榷的，我們的經濟轉型必須由體制改革始，否則都是紙上談兵。(作者為本報綜合新聞中心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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