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物質主義

　　我在上篇文章中對李稻葵教授觀察印度得出的兩點結論提出了質疑，有一家網站把我的文章標題擅自改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為什么瞧不起印度》，仿佛我也加入討伐主流經濟學家的大軍。

　　事實上，我完全同意李稻葵的第三個觀察結論：和諧社會的建設不可以完全物質化。一個社會的和諧安定與否，不單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性，還有很多主觀的

意識形態因素在其中。印度窮人很多，但社會治安相當好。在全球有統計的62個國家中，印度的犯罪率處于倒數第二，謀殺率也處于中位數，低于泰國、波蘭與美國，和芬蘭差不多。李稻葵由此得出結論：可見，一個社會的安定和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眾的心態。印度教教義提倡忍耐，這對于印度社會的和諧是有幫助的。

　　印度的經驗確實可以顛覆物質主義的思維方式，但這種思維方式在國人心中已經根深蒂固。

　　以前的歷史暫不管它，至少這二十多年來的主流思想是，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財富豐富起來，人民生活富裕起來，社會就可以臻于良性循環了。直到今天，張維迎教授仍然在強調，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是把餅做大。

　　問題是，如果片面地強調做大餅，把其作為整個社會唯一重要的事業，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則做大財富之餅的過程，就會真的變成犧牲一部分利益的過程。其中，包括一部分人搶奪另一部分的餅。或者從總體上看餅確實做大了，大部分人也都受益了，但有些人被擠到邊緣。

　　回到李稻葵的斷言，這種一味追求經濟增長的做法，還導致了一個不大為人注意、但卻相當嚴重的精神后果。

　　極端的“現代性”

　　現代社會區別于古典社會和中世紀社會的最大特征，就是世俗化，人的肉體欲望、世俗的幸福獲得了正當的辯護理由。至少在哲學家的論述中，古典時代人們追求的是美德和正當，政府追求的是正義；到了現代，人們追求的是權利，政府則主要在進行財富的再分配。

　　經濟學也正是在現代性發育豐滿之后才由亞當·斯密提出的。而“經濟人”概念由一位法國人發明，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因為，相對于英國、美國，法國人、歐洲人啟蒙得更為徹底，因而也更容易相信物質主義，相信人的活動就是追求個人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之最大滿足。

　　中國為什么比印度經濟增長得更快？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人缺乏當代中國人對于財富的那種狂熱向往和追逐。就像李稻葵所觀察到的，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使得其中很多民眾對于財富有點淡漠，而其政治架構又使得政府不可能把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的政治目標。

　　如果進行國際對比性調查，或許可以發現，中國人對于財富的觀念可能是最強烈的，很多人都把金錢作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不管他/她是商人、市民還是教授、官員。追逐財富已經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主導意識之一。

　　此種情形有其歷史淵源。20世紀以來啟蒙者一直致力于討伐傳統，蘊涵在傳統中的道德也隨之在人們的心目中喪失了正當性。正是在這種精神真空狀態下，中國開始了市場化過程。從舊體制下釋放出來的個人，赤裸裸地面對財富的誘惑，財富立刻形成一個新的圖騰。

　　如此民情可以為經濟增長創造最為有力的精神環境，人們的企業家精神被最大限度地釋放出來。一些人可以沒有任何顧忌地從事任何可以賺錢的交易，而不需理會任何道德約束。

　　一種觀點認為，只要實現了經濟增長，很多政治社會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因而，經濟事務占據了人們的主要精力。一些地方政府本身似乎也變成了企業，一些政府官員算計著如何以本地資源(包括自然、環境、法律等)換取最高速度的經濟增長。這樣，確實可以創造出非常優越的經濟增長環境，因為增長計劃毋須接受其他價值之審查和限制。

　　倉廩實與知禮節無關

　　基于這兩點，或許可以說，中國當代社會是“現代性”最為強烈的社會，是一個徹底世俗化、財富獲得最大程度關注的社會。

　　這是禍是福？經濟學家們似乎很興奮，畢竟，經濟增長的事實擺在那里。但是，人們也看到了另一個事實：在社會整體的財富已經大幅度增長、每個人的生活都有所改善之后，人們的幸福感受似乎并沒有同比例增長。看起來，物質主義的心靈，似乎具有某種自拆臺腳的傾向。財富的誘惑是無止境的，如果民眾的心靈完全被物質欲望所充塞，那人們就永遠處于不滿足之中，也永遠不會感受到心靈的寧靜。

　　古人確實曾經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這句話其實只說對了一半。只有當人們處于極端貧困狀態下時，這句話或許才有點道理；而在大體正常的社會，倉廩實與知禮節是兩碼事。個人平均財富的增加，并不必然導致個人的幸福與社會的健全，亦未必導向政治秩序的正義。這些完全屬于另外的領域，需要人們進行另外的努力。比如，只有通過精神上的努力，才能尋找到心靈的歸宿。這跟財富之多寡是沒有關系的，而它本身對于人的生命的價值，卻至少跟財富一樣重要。

　　同樣，一些地方政府通過掌握資源價格、通過對各個群體的權利與利益進行偏頗的再分配，確實可以促成一段時間內的高速增長，但這種增長也會制造出很多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增長本身的正當性就會遭到人們的懷疑，從而難以為繼。

　　李稻葵所描述的印度人的那種虔信，對于經濟增長也許是不利的文化因素，但大多數哲學家都會承認，那確實是好的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國人或許也同樣需要在財富之外，重視其他價值，比如，讓自己的心靈、信仰更加充實，給肉體的生存注入更多超越的意義。

　　一個明智的政府，不會把經濟與財富增長作為其施政的唯一目標。相反，政府的功能首先是維護正義的秩序。因為增長導向而導致政策帶上強烈商業精神，民眾自然會把這種商業精神放大到極端地步，這種社會真的會成為一個“單向度”的社會，盡管可能挺繁榮，但卻很貧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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