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將得分

    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及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施建淮

　　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或者說美國巨大且不斷增長的經常項目逆差問題，近來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學者、政策當局以及國際機構對于全球經濟失衡原因、調整必要性、如

何調整，以及全球經濟失衡調整對世界經濟和相關國家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本文討論全球經濟失衡可能的調整途徑，以及這種調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途徑

　　關于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途徑，討論較多的是美國削減財政赤字和主要貿易伙伴貨幣對美元升值。然而在討論中存在把它們割裂開來的傾向。許多學者，特別是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必須由美國削減其龐大的財政赤字來加以調整，人民幣沒有必要升值；而另外一些學者，如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學者則認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調整有賴于美元的進一步大幅度貶值，更明確地講是東亞貨幣特別是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度升值。

　　然而，單靠美國削減財政赤字來解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是不現實的。即使單靠美國削減財政赤字最終可以完成美國經常項目逆差的調整，幅度過大的財政緊縮也將使美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這將對原本需求不足的全球經濟進一步施加緊縮影響，導致全球性經濟衰退。另一方面，單靠美元貶值(即其它國家貨幣升值)解決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問題同樣是不現實的，它將導致美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隨之而來的美聯儲大幅度提高利率，將會推動美國和全球長期利率急劇上升，同樣會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

　　我們認為，任何旨在漸進和有序地調整全球經濟失衡的政策方案都應該同時包括美國削減財政赤字和包括人民幣在內的東亞國家貨幣對美元升值這兩個要件。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要求美國目前的支出水平和結構做出調整(這同時意味著其它國家的支出水平和結構也必須做出調整)。支出水平的調整要求美國降低財政赤字，支出結構的調整則要求相對價格做出改變，即包括人民幣在內的東亞國家貨幣對美元升值。

　　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存在不同程度的競爭關系，因此如果在調整匯率行動上缺乏合作和協調，東亞貨幣升值將很難實現。東亞國家和地區需要在對美元匯率調整的問題上進行政策協調和合作，采取聯合對美元升值的行動來促進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這種升值方式將不會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造成大的沖擊：首先，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區域內貿易的比率如今已達到55%，由于貨幣聯合升值并沒有改變東亞經濟體彼此之間的國際競爭力，區域內貿易不會受到影響。其次，東亞地區存在的生產分工網絡和由此形成的世界性三角貿易結構使得貨幣升值對東亞與區域外的貿易量也不會產生很大影響，貨幣升值反而使作為“世界工廠”的東亞在與域外的貿易中獲得更大的貿易利益。

　　對中國經濟外部平衡的影響

　　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積極的。近年來，中國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已成為令我國政府棘手的問題，它不僅使我國貨幣當局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貨幣政策獨立性，而且造成較大的投資效率損失。目前的沖銷操作也很難持續下去：一方面，隨著中央銀行票據累計發行額的不斷提高，貨幣當局除了面臨票據到期帶來的壓力外還面臨著利息支出不斷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由于不斷購入低息的中央銀行票據，商業銀行的收益性降低，還損害了商業銀行本來的融資機能，不利于正在進行的金融體系改革。最根本的是：沖銷操作僅僅是沖銷掉外匯儲備增長的后果，而沒有解決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要解決我國外匯儲備急劇增長的問題必須改變目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這種極不合理的現狀。出路只有兩條：如果經常項目仍然要保持順差，那么資本項目就必須保持逆差，為此需要大幅減少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如果要繼續吸引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經常項目就必須保持逆差。目前，我國政府寄希望于“走出去”戰略(而不是調整人民幣匯率)來解決外匯儲備的急劇增長難題，相對于龐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規模和經常項目順差，其作用是相當有限的，不僅如此，在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和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投資回報明顯高于其它國家的情形下，大規模對外投資也是違反經濟學原理的。

　　通過保持經常項目逆差解決中國外匯儲備急劇增長問題是更為合理的選擇。一方面，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人均資本存量仍然很低，中國資本/勞動比率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和美國的1/10，外國直接投資流入不僅增加中國的資本存量，而且帶來技術外溢效應和先進的管理經驗，所以繼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流入是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不過，外國直接投資的結構需要改變，必須減少加工制造業的比重，增加服務業和一般制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比重。實際上，也只是后者才會帶來我們所說的技術外溢效應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的發展階段，根據跨時比較優勢原理，中國現階段保持(可持續的)經常項目逆差是符合中國的跨時比較利益的。

　　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所需要的美國財政赤字減少和人民幣升值都有助于中國經常項目逆差的實現，然而考慮到目前中國出口加工貿易比重較大的特征(加工貿易占全部貿易的比重超過55%)，以及中國勞動成本極其低廉的狀況，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出口的影響程度可能是溫和的，所以人民幣升值在促進經常項目逆差的實現方面將主要是通過進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減少來體現的。升值了的人民幣在促進中國外部失衡調整的同時，顯然由于改善了中國的貿易條件而使中國獲得更多的貿易利益。

　　不可否認，人民幣升值會對一部分利潤空間很低的加工貿易型企業、特別是那些所謂的“血汗工廠”產生壓力，甚至令它們被迫關閉。中國加工貿易型生產企業中有80%是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包括港澳臺商投資企業)，這些企業中有些是生產附加價值很低的產品的，由于從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我們能夠得到的只是工資而不是利潤，如果那些產品附加價值低的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在不能為我們帶來先進技術的外溢和先進的管理經驗的同時，也不能為我們帶來合理的工資報酬的話，那么其因人民幣升值而被迫關閉將不是壞事。何況，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創造性破壞”的動態經濟，不斷有企業倒閉，同時也不斷有新的更具競爭力的企業誕生。新誕生的企業(特別是服務業的企業)將為因人民幣升值而從那些低附加價值產品生產企業退出的勞動力提供重新就業機會。

　　對中國經濟內部平衡的影響

　　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所需要的人民幣升值會不會在縮小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同時，造成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和失業率上升？近幾年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是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實行宏觀調控以來，出口的高速增長更是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量，例如，2005年前3季度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80%。由于多年來投資擴張造成的產能過剩和緊縮性宏觀調控的影響，中國經濟出現了一定的通貨緊縮壓力，表現為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下跌和企業利潤增長速度下降等。在這種情形下，人們更可能擔心人民幣升值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消極影響。

　　但是，按照經典的開放經濟宏觀經濟政策理論，如果我國政府在人民幣升值的同時積極地擴大財政支出，將能夠使中國經濟實現外部平衡的同時也達成內部平衡。特別是如果政府擴大對衛生醫療、教育、環境、公共服務設施以及社會保障等服務業部門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僅直接擴大了總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動國內私人部門消費，這將抵消人民幣升值可能的緊縮效應。

　　不僅如此，貨幣升值對經濟的影響完全可能是擴張性的而不是緊縮性的。例如，貨幣升值具有實質貨幣余額效應：貨幣升值會降低國內價格水平導致居民的實質貨幣余額增加，它傾向于擴大居民支出。此外，貨幣升值還具有收入再分配效應：貨幣升值使收入從高邊際儲蓄傾向群體向低邊際儲蓄傾向群體轉移，它也傾向于擴大總支出。再者，在發展中國家，新增設備投資通常包含大量的進口資本品，貨幣升值降低了這些進口資本品的國內價格，因而傾向于增加新增投資從而擴大總支出。最后，貨幣升值將降低進口中間產品和原材料(如石油和礦石)的國內價格，因而降低所有最終產品(包括非貿易品)的生產成本，邊際成本相對于最終產品價格的下降將導致企業增加產出和雇傭。所以，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實際影響完全有可能是擴張性的。如果確實如此，人民幣升值本身不僅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就業有負面影響，反而對其有正面的和積極的影響。

　　對中國產業結構的影響

　　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也為中國調整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提供了機遇和外部動力。中國經濟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不平衡，或者說貿易品部門和非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結構性問題。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人均資本存量仍然很低，投資率高本身并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在于中國投資的效率低下，而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相對價格扭曲導致投資決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幣低估引起的服務產品價格相對于制造品價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價格扭曲。多年來，人民幣低估造成對出口品生產的補貼，刺激了資源過度流向了制造業，造成制造業產能過剩和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在中國，所謂的投資過熱問題和產能過剩問題其實都是結構性的，即都是針對制造業甚至針對制造業的某些產業而言的。而另一方面，中國存在的看病難、乘車難，以及居民對教育服務和金融服務等的不滿和抱怨，無不反映中國服務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包括生產效率低下和產能不足。

　　全球經濟失衡的加劇、中國與歐美頻繁爆發的貿易摩擦以及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熱度不減的關注，種種現象均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已經走到了盡頭，因此中國應當適時進行經濟轉型。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日本由于沒能適時轉變發展戰略，所以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之后仍然沒能擺脫依賴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始終沒有能夠建立起像美國那樣依賴國內消費支持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服務業的發展與消費需求關系密切，中國要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將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為國內消費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必須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中國的服務業。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所必須的美國消費支出的減少為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外部壓力，而主動進行的人民幣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貿易品相對于貿易品的價格將為中國服務業的發展提供市場激勵，這些調整(加上政府擴大對服務業部門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資源更多地向非貿易品部門(主要是服務業)轉移，增加中國服務業的市場競爭，提高服務業的生產效率和生產能力，從而有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國內消費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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