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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商務部部長薄熙來指出：“我理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僅包括農田基礎建設和教育衛生等領域，還應該包括流通領域的建設，因為我們國家在流通領域里的建設是比較滯后的，農民在流通領域失掉的利益相當大！”(3月6日《第一財經日報》)
農業初級產品價格偏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過大，以及農業生產成本不斷上漲的矛盾，一直是困擾經濟協調發展的問題，也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農業初級產
品價格低曾經惠及工業與城市居民，如今，受惠及的群體應該反哺農民。因此，國家決定今年繼續將財政支出的相當一部分用于“三農”是非常正確的。當然，資金的投入往往解決的是一時之需，關鍵是為農村發展建立一個增收的機制。薄部長的講話則給了我們新的視點，農業資源的優化配置也必須靠市場發揮作用。
一是解決農業初級產品銷售機制問題。農業初級產品價格低廉制約了農民的收入增長，原因之一是農戶的分散經營，2.3億的分散小農戶單個進入市場時卻成了弱勢群體，面對一些逐漸形成的“既得利益壟斷部門”失去了話語權。“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說過，他跑了30多個國家，做了大量比較研究發現，解決壟斷的最好辦法，莫過于讓農民形成合作組織。這是因為農民在單純的生產領域合作沒有效益可言。只有放開農民在金融領域、保險領域、購銷領域以及加工領域的合作，甚至對農民合作社在城市中辦的超市進行免稅，將其收益返還農村建設，這些合作組織才能具備競爭條件。溫教授的意思很明白，必須形成自由開放的農產品市場，減少農業產品交易的中間成本和壟斷利益，讓農民在增長中受益。
二是探索和實踐農業生產規模化經營機制問題。統計資料顯示：美國農民人均生產土地是一千畝、加拿大更高達一千六百多畝，而我們的農民是人均幾畝地甚至幾分地。在美國農民大規模機械化作業面前，我們農民的生產成本是成倍的增加，效益必然是成倍的下降。十六大報告有這樣一段表述：有條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逐步發展規模經營。在媒體上看到部分地區正在試驗規模經營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實行“股田制”———建立現代農業公司，規模開發、集約經營、風險共擔、利益共享。它有兩個特點，一是農民沒有失去被認為是最可靠生活保障的土地；二是與出租土地獲取固定租金收入不同，農民可以在發展中獲取新收益，從而調動農戶的積極性。通過土地規模經營實現了勞動合作與資本合作的有機結合，為逐步解決土地對農民的束縛、減少城鄉差異問題提供了可能條件，有關政府部門不妨因勢利導加大推進力度。
顧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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