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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委員沈士團近日在政協十屆會議教育小組討論會上發言指出，“財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需盡快達到4%的目標”，教育部副部長袁貴仁深為贊同，并與另一小組達成一致，爭取將此建議推薦為大會發言。(《新京報》3月5日)
從沈士團委員提供的數據看，財政性教育支出達到GDP的4%，既是合理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約為7%左右，其中發達國家達到了9%左右，經濟欠發達的國家也達到了4.1%，4%只相當于欠發達國家的水平。在這個講究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時代，我國的財政性教育支出卻連欠發達國家的水平也沒趕上，怎么看都是一種恥辱。
值得注意的是，4%的目標并不是一個新提法。我國政府在1993年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明確規定，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世紀末要達到4%。可是到了2004年，這一比重還只有2.79%。其實早就有委員提出要盡快實現4%目標。2004年9月，財政部的回復中寫到：今后各級政府一定會繼續努力，不斷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一定使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增長速度高于財政收入比重的增長幅度，爭取2007年達到7%。令人失望的是我們并沒有看到這樣的結果。更令人遺憾的是，問責制這個現代文明理念已經為人們普遍接受的今天，并沒有誰需要為此承擔責任。
經常有官員辯解說，教育投入不足是因為政府財力有限，負擔不起。這樣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橫向比較，經濟欠發達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也達到了4.1%的比例，我國的經濟實力難道比欠發達國家還不如嗎？縱向比較，近年來財政收入高速增長。1999年全國財政收入才突破一萬億大關，到2005年就已突破三萬億，6年時間翻了兩番。教育投入不足的問題應該說“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關鍵的問題還在于財政投入缺乏硬性約束機制。
因此，僅僅提出財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要達到4%是不夠的，這樣的目標我們已經提出過多次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有效的問責機制，將這個目標按階段量化分解到中央及地方各級財政部門。到了規定的階段如果教育投入仍未達到相應的水平，就要由責任人承擔責任。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避免目標年年提，年年達不到的尷尬。只有這樣，“再窮不能窮教育”才能轉化為官員的實際行動，而不是貼在墻上的口號。
(稿源：紅網)
(作者：莫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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