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將中國因素轉化為中國力量

　　將“中國因素”轉化為“中國力量”

　　文／胡俞越 徐 欣

　　新年伊始，國家統計局李德水局長送給了全國人民一份“大禮”：2005年中國GDP總量為182321億元，以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率計算為22257億美元；2005年對外貿易總額達到14

221億美元；年末國家外匯儲備8189億美元。次日，即有媒體大張旗鼓地宣稱我國經濟總量已超過法國和英國，穩坐了世界第四把交椅，外貿總額保持世界第三位，外匯儲備量升至世界第二位。

　　中國經濟總量的名次上去了，公眾輿論表現得歡歡喜喜本來無可厚非，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可曾有人想過，在這些誘人的數字背后，其實還掩蓋著更深層次的問題與憂患：中國經濟總量提高的同時經濟質量提高了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下的安全是否有保障？

　　“中國因素”不屬于中國

　　從GDP總量來看，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從進出口貿易來看，中國已成為一個外貿大國；從外匯儲備量來看，中國也成為一個貨幣大國。但我們并非經濟強國、貿易強國、貨幣強國，在“大國”的盛名之下，中國經濟質量不高令人堪憂，而這一問題最為激烈的表現是：“中國因素”被惡意炒作，國民經濟陷入“高速低質”增長的困境。

　　近年來，我國經濟外貿依存度逐步走高，2003年外貿依存度為62%，2004年為70%，即使調整匯率的2005年也達到64%。在這一背景下，糧食、有色金屬、能源等大宗原材料進口越來越多，被國際上稱為“中國因素”。但“中國因素”并不屬于中國，我國大宗原材料進口陷入了“一買就漲”的怪圈，“中國因素”反倒成了國際炒家瘋狂掠奪財富的工具。2002年至2004年，大豆、原木、紙漿、羊毛、棉花、鐵礦砂、錳礦砂、銅礦砂、鉻礦砂、氧化鋁、紙及紙板等11種主要進口初級產品進口量大幅增加，而進口價格也明顯上漲，其中8種產品這三年中的平均進口價格漲幅均為兩位數(從13%到99%不等)，而鐵礦砂、鉻礦砂、氧化鋁三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漲幅竟高達三位數，分別為146%、154%和111%；2005年，我國鋼鐵企業被迫接受了進口鐵礦石價格71.5%的漲幅，使得鋼鐵冶煉業大受其害；2005年1～9月，我國銅進口額就已經達到120億美元，逆差103億美元，相當于2004年逆差總額，我國已成為高銅價的最大受損國。

　　于是，戴著“世界工廠”高帽子的中國經濟，實際上在用廉價的生產要素價格補貼發達國家。我們進口高價的原材料，再利用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生產出商品出口，由于商品極少凝聚本土品牌與核心技術，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由此便形成了“高進低出”、“賠本賺吆喝”的局面，很多企業不得不“悲慘式增長”，成本高漲，利潤下滑，這嚴重影響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造就了中國經濟總量大、質量低的現狀。

　　“客場”被宰，危機重重

　　中國經濟要高速增長、經濟質量要提升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國家經濟安全必須得到保證，一旦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我們創造的經濟財富就有可能頃刻之間被發達國家通過市場的手段掠奪。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最重要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內市場對能源、糧食、有色金屬等基礎原材料的依賴越來越高，但國內企業缺少用于應對國際市場風險的工具，只能選擇國外通道參與國際期貨市場交易，而我國缺乏熟悉國外市場、經驗豐富的期貨人才，缺失完善的風險控制制度，缺少對國際期貨市場內在運行機制的了解和研究，“客場作戰”的我國企業自然很容易被經驗老到、資金實力雄厚的國際投機基金抓住把柄。2004年，國內企業“高價買石油”使得我國為進口石油多支付近100億美元的成本，2005年又遭遇價格上漲多支付了150億美元。未來幾年，我國要建立石油儲備系統，如果依舊受制于人，石油儲備將再次“被人宰割”。與此類似，2004年國內大批榨油企業進口大豆，因為“買漲不買落”，造成了所謂的“大豆風波”，進口大豆原材料成本急劇上升，對我國大豆榨油產業產生了毀滅性的打擊，這樣的情形在以糧食為主體的農產品市場上不斷涌現，凸現了我國糧食安全正受到巨大的威脅。另外，隨著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匯率與利率市場化步伐不斷加快，利率、匯率風險正在危及國內銀行業，金融安全形勢頗為嚴峻。

　　因此，近幾年發生的“中航油事件”、“中儲棉事件”、“大豆風波”、“鐵礦石漲價事件”、“高價買石油”、“國儲銅事件”等一系列風險事件已向國人預警：中國經濟安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危機重重。

　　定價權旁落的幕后——期市發展滯后

　　為什么中國經濟質量與經濟安全受到挑戰？為什么“中國因素”不屬于中國？因為我們缺失國際商品定價權。而國內期貨市場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又是造成定價權落入人手的最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在國際貿易中，作為加工制造業原材料的銅、原油、大豆、天然橡膠等大宗商品的定價是按照該商品“主要期貨交易所的基準期貨合約價格+各類升貼水”來計算的。如國際原油價格由紐約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貨價格、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和新加坡紙貨市場原油價格加權而成。鋁、銅、鉛、錫等金屬的價格主要在倫敦金屬交易所確定，棉花價格確定于利物浦，煤炭價格形成于紐約商品交易所，尿素、小麥價格形成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石腦油價格由東京交易所確定。這些交易所幾乎都表現出了這樣的特征：國際化程度相當高，集中了某種商品全球最大的套期保值者和投機基金；交易制度相對完善，交易量、交易額大到足以影響全球市場。因此，要想獲得國際商品定價權，必須要廣泛地參與國際期貨市場的交易，必須擁有經驗豐富、規模龐大的期貨行業，必須擁有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交易中心。

　　然而，國內期貨市場的現狀卻讓人心寒。當我們審視中國期貨市場時，我們悲嘆，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問題如毒瘤般依然纏繞在其身上，束縛了它前進的步伐；當我們與走在前面的歐美期貨市場比較時，我們感嘆，國內期貨市場與“老大哥”們的差距竟然越拉越大；當我們瞧瞧當年還來大陸學習經驗的韓國、臺灣地區期貨市場時，我們驚嘆，這些“小老弟”們突飛猛進，早已把我們甩在了后頭；當我們將期貨市場與國內證券市場、保險市場、貨幣市場等其他金融市場對比時，我們慨嘆，幾乎同時出生的兄弟市場的規模和成長速度已遠遠高于期貨市場。當我們反思中國經濟得失的時候，我們哀嘆，一系列風險事件已昭示：期貨市場的發展滯后將使中國經濟面臨巨大風險時束手無策。中國期貨市場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的高速發展，這直接導致了國際商品定價權的缺失，從而影響了中國經濟快速、安全增長，阻礙中國經濟質量的提高。

　　其一，期貨市場法律法規與監管體制嚴重滯后，成為其發展的“絆腳石”。中國開辦期貨市場十幾年來，《期貨法》遲遲不能出臺，期貨市場依舊在重復“無法可依”的悲劇，現行的《期貨交易管理暫行規定》嚴重滯后，期貨市場發展缺乏最基本的制度保障；

　　其二，品種結構單一，大大影響了期貨市場交易規模。目前我國期貨市場交易的只有11個商品期貨品種，與國際期貨市場上的269個商品期貨品種相比，品種實在太少；近幾年期貨交易額才逐步與GDP和居民儲蓄存款余額持平，而美國的期貨、期權交易額是其GDP的十倍還多，我國期貨交易量和交易額與國民經濟總量相比，規模實在太小(參見圖1)；

　　其三，期貨經紀公司規模小、效益差。我國期貨經紀業有180家期貨公司，但所有公司總注冊資本僅有60億元，整個行業保證金總量不到150億元，期貨經紀公司利潤微薄、常年全行業虧損，即使在利潤總額最高的2003年，全國180多家期貨經紀公司的平均利潤也不到80萬元，離現代金融企業的標準還相距甚遠(參見表2)；

　　其四，對外開放步履艱難且頻頻受阻，市場功能發揮受到制約。至今我國僅有 31家國有企業獲得境外套期保值資格，期貨公司代理外盤業務尚未起步，境內投資者投資外盤，境外投資者投資內盤的閘門都沒有打開。期貨市場國際化程度太低，導致所形成的期貨價格缺乏影響力；

　　其五，投資者結構不合理，影響了期貨市場功能發揮。我國期貨市場上近95%的交易者是中小散戶，只有5%的是機構投資者，散戶投資者資金量小，無法承擔市場上套期保值著所轉移過來的風險，從而影響期貨市場套期保值、規避風險的功能發揮。另外，期貨投資基金還處于“地下”狀態，得不到監管層和法律法規的承認。

　　總而言之，中國期貨市場品種少、規模小、國際化程度低，期貨經紀行業力量薄弱，期貨交易所無法發揮國際市場定價中心作用，同時，國內參與國際期貨市場交易的企業又太少，受到諸多政策限制，缺乏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這些是造成定價權落入人手，中國經濟質量低、經濟安全缺乏保障的根本原因。

　　期待“中國力量”的崛起

　　“中國因素”應當屬于中國！在國際商品定價權的爭奪中，作為世界原材料需求大國，我們本不應當受制于人，成為國際期貨市場上任人宰割的對象，更不應當讓“中國因素”成為提升經濟質量和維護經濟安全的阻力。我們的出路在于，通過期貨市場的發展全面提高企業的風險管理能力，把“中國因素”轉化為“中國力量”。

　　首先，為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我們應把期貨業提高到關乎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性產業來發展，出臺相關政策扶持中國期貨業，將期貨經紀公司培育成真正具有競爭力的現代金融企業。還應當通過立法構建發達的期貨市場體系，為國民經濟各產業提供風險管理工具。改革當前的交易所管理體制，在國內孕育出一個或幾個國際商品定價中心。我國期貨市場的功能已經在大豆、小麥等農產品和銅、鋁等有色金屬行業中初步顯現，促進了這些產業的市場化、集約化、標準化和國際競爭力。“十一五”期間，為了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我們應當通過構建商品期貨、國債期貨、股指期貨、外匯期貨四個市場組成的發達的期貨市場體系，為國民經濟各產業提供風險管理工具，使期貨市場能成為中國經濟真正的“助推器”和“避風港”。

　　其次，要承認“期貨投資基金”的合法身份，并加以積極的引導與鼓勵。市場上已經大量存在類似于基金的組織形式和投資方式，我們應當正視現實，因勢利導，積極推動期貨投資基金的發展，并從一開始就納入規范化的軌道。中國企業在國際期貨市場的屢屢敗北，均與那些實力雄厚、經驗豐富的大型國際投資基金有關。隨著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市場，“中國因素”愈來愈成為基金炒作的對象，國際基金利用“中國因素”興風作浪推波助瀾。一方面，我們要給予國內基金以合法地位，使其成為穩定的機構投資者；另一方面還要組建自己的基金來參與國際市場，如大豆基金、石油基金和金屬基金等，以增強談判能力，提高中國企業在國際期貨市場定價機制中的“話語權”。

　　再次，加快我國期貨市場對外開放，使有需要的原料生產和加工企業都能參與國際期貨市場，了解并熟悉國際通行的游戲規則，引進國外生產、加工和貿易企業和機構投資者參與國內期貨市場，為我國成為國際商品定價中心創造條件。“十一五”期間，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定位于“世界加工廠”的中國要想擺脫“高買低賣”的命運，必須抓住這關鍵五年，完善和發展我國期貨市場，努力把我國期貨交易所打造成為世界性的期貨交易中心，從而贏得國際商品定價權。首先，要按照期貨市場發展的客觀規律來修改相應的法規，使其能夠促進期貨市場的發展，現行的法規都是在清理整頓的條件下形成的，帶有管制色彩，因而嚴重阻礙了期貨市場的發展；其次，要將改革交易所的管理體制，改革一些交易制度，將我國的交易所辦成有良好信譽的國際影響力的交易所；第三，要使期貨經紀公司成為真正的期貨公司，能夠自營、代理、咨詢和經營投資基金，而不是功能殘缺不全、被動的代理機構；第四，要培養機構投資者，發揮機構投資者的資金優勢、團隊管理優勢，使機構投資者成為期貨交易的主體，更好地發現供求關系，形成對市場價格的理性預期；第五，加快我國期貨市場的對外開放，使國內有需要的原料生產和加工企業都能參與國際期貨市場，了解并熟悉國際通行的游戲規則，并引進國外生產、加工和貿易企業和機構投資者參與國內期貨市場，為我國成為“國際商品定價中心”創造條件。

　　把“中國因素”轉化為“中國力量”，我們期待著！

　　作者分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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