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需要土生土長的直覺

　　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近日，華爾街電訊給中國經濟學家排名，郎咸平居于林毅夫、鄒恒甫、吳敬璉、張維迎、李稻葵、陳志武、田國強等人之前。

　　郎是一個語言狂人，分泌出大量的語言箭雨。他對管制和權威主義的熱衷，以及對企

業國有制的過度贊美讓人懷疑他基本的價值取向。他抨擊中國的大股東操縱、提倡集體訴訟和辯方舉證，他解析了亞洲股權金字塔結構的掠奪結構，他被熱捧極具有隱喻意味：反映了人們對于之前經理人階層MBO掠奪行為的憎恨。他讓弱勢群體覺得是一個很不錯的代言人。他在基本價值取向上的值得商榷的行為也讓一些改革者和經濟自由主義者感到氣憤。的確，他是一個深度和膚淺共存的混合體；一個有些分不清中國改革基本走勢的人。但公平地說，他在學術上要比他的對手張維迎偉大得太多。他有大量的論文發表在世界最厲害的雜志上，比如《美國經濟評論》、《政治經濟學》和《金融研究》等(《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隨便舉幾個學術上的例子，佐證他的創造力。他曾經非常震驚地攻擊美國通用(GE)和國內一些著名企業，因為它們都熱衷于多元化。盡管通用在多元化的領域里都做到行業前三名，但是郎還是激烈地認為，通用在韋爾奇時代逐漸毀掉自己，通用應該根據行業進行分拆，實行高度專業化。郎是有自己的學理支持的。他著名的論文《托賓Q、企業多元化和公司業績表現》刻畫了托賓Q——這個反映企業真實內在價值的指標同公司多元化是負相關關系，證明了多元化是一種毀壞企業價值的行為。在這篇論文之后，郎心安理得地成為一個極端的專業化主義者。郎還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揭示了對比歐美，東亞國家的上市公司都是類家族金字塔控股模式。他精妙地發現，歐洲公司比亞洲公司更熱衷于分配股息。股息反映了內部大股東的侵占程度，具有一種信號功能。分息越多代表著大股東侵吞行為的弱化。而中國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不分息的，有一些顯而易見的黑色東西在里面。

　　對待郎咸平必須要客觀。實際上，郎似乎處于兩頭誤解之中，有如置身于哈哈鏡的兩面。大部分主流經濟學家因為不熟悉其在財務理論方面的厲害程度，于是貶低他。而民意又把他捧為一個挑戰潮流的英雄，認定他是利益和良心的代表，其實他是并非如此。

　　沒有在世界頂尖雜志發表文章的兩位是吳敬璉和張維迎。但他們一直處于改革的風暴眼里。張的畢業論文《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證明了有資產的人成為老板的關鍵在于他有有形資產，有信譽抵押。如果一個人在月亮底下干活很容易被監督的話那么他就應該是拿工資的，如果一個人在樹蔭底下干活他就應該索取企業剩余、成為經理者階層。他是一個語言異常暢白清晰的人，但他的產權思想并沒有多大新意。他回國后受到歡迎是因為當時中國的私有經濟已經挖掘到了第一桶金，需要把自己變成老板。他的理論符合了這一改革的進程和階段。由于他對私有產權的過度崇拜和對國有企業的痛恨，使他在民意中遭到了非議和一些不應該的詆毀。

　　而吳敬璉，他發表的符合西方式要求的論文更少。但是，他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風向上從來沒有站錯地方。他非常理解經濟學，他的眼界異常開闊，他總是能觀察到改革中最重要的地方。盡管他說真話破壞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一些人在股市上的利益。在

　　人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判斷一個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同他發表的論文等級沒有任何關系。一個學術優異的學院分子(比如經濟學論文原教旨主義者鄒恒甫，他只以論文發表的等級論英雄)可能是一個對經濟改革缺乏參與的人。而一些沒有進入西方論文等級制的中國經濟學家，有時候憑著原生態的素養，能得到一些真實質樸的結論。畢竟，參與中國經濟改革，不僅需要布滿數學符號的論文、所謂的各路良心，更重要的是土生土長的直覺，以及與生俱來的理智和對自由市場的堅定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