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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2006年3月份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日程公布，物權法草案將不列入審議事項。有人認為，之所以不能在2006年全國人大會議上將物權法付諸表決，是由于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發表了公開信，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物權法(草案)。
這未必高估了學者的影響。立法機關之所以沒有在2006年全國人大的議事日程中安排審議物權法草案的內容，是因為這部草案中存在太多值得探討的問題。北京大學教授指出
物權法草案可能會造成“乞丐的要飯棍和少數人的汽車、機器平等保護”，“普通居民的住房、危舊房和那些高級別墅一樣保護”，只不過是陳述事實，不能無限上綱。
在生產關系劇烈變革時期，公民的財產權利確實在不斷發生著變化。在財產權利分配的過程中，如果物權法只滿足于確認現有的生產關系，那么，有可能會出現貧富不均的效果。打個比方，不同的人正在進行“擊鼓傳花”的游戲，鼓聲中止，游戲暫停，法律保護現有的所有權，那么，對有些人來說，可能會占盡便宜，但是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可能會損失慘重。在轉軌時期的國家，必須考慮到法律的實際效果，考慮到現有財產分配是否公平的問題。如果不加區別地保護私有財產，那么，最終可能會將貧富不均的現實法律化。
物權法作為保護財產權利的基本法，不可能全面承擔財產公平分配的責任。但是在不同的時期，制定不同的物權制度確實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如果沒有看到法律的歷史性和階段性，沒有看到法律所調整社會關系的復雜性，那么，很可能會將西方國家的法律制度照抄、照搬過來，加重我國社會不平衡現象。
或許立法機關已經看到了問題的復雜性和嚴重性，所以采取謹慎的策略，暫緩將這部法律草案交付表決，這是明智之舉。從客觀效果來看，如果沒有深入分析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而只是籠統地提出私有財產保護的概念或者具體的規范，那么，有可能激化矛盾，產生負面效果。
法律不能僅僅滿足于對現存生產關系確認，法律必須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我國法律之所以頻繁修改，一方面是因為我國正處在改革中，生產關系不斷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立法者沒有看到普通民眾對物權法的客觀需求。
暫緩表決物權法，不是不需要物權法，而是需要體現多數人意愿、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法律。
在社會大變革時期，法律的制定更需要充分聽取公眾的意見。如果搞所謂專家立法，忽視了民情民意，那么，物權法就會失去內在價值。從表面上來看，關于物權法的爭論局限于技術層面，但是從本質上來看，這場關于物權法的爭論，其實涉及到我國立法觀念的變革。
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為中國物權法草案的修改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諧社會，不僅要關注財產的原始來源問題，還要關注財產的分配問題；不僅要關注財產的消費問題，還要關注財產的交換問題。我國物權法必須充分考慮到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將憲法中保護人權和保護財產權的規定，通過具體的條文加以落實，防止出現新的不公。
關于物權法的討論，我們既要關注法律規范的內在結構，法律體系的整體和諧，同時也要關注法律規范的社會效果；既要關注技術層面的問題，也要關注價值層面的問題；既要研究物權法與憲法和其他法律之間的銜接問題，同時也要研究物權法所調整社會關系的變革問題，找到物權法的立足點，科學的平衡社會關系，努力為營造和諧社會創造條件。
喬新生，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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