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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偉一
信則有，不信則無。對美國的東西，國內時常抱這種態度：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比如，我們就非常相信美國股市有偉大的功用，而且愛屋及烏，相信美國的證券監管機構在打擊和預防商業賄賂方面有很大的作用。
確實，美國有個《海外腐敗行為法》適用于美國公司在海外的腐敗行為，適用于任何公司以及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員、董事、雇員或代理；1977年，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通過了《打擊賄賂國際商務活動中外國官員行為公約》，美國以及主要發達國家都是經合發組織的會員國。于是，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反賄賂與公平競爭法》，修整了《海外腐敗行為法》，使其符合經合發組織所通過的公約。
《海外腐敗行為法》主要有兩部分內容：一是要求公司根據《海外腐敗行為法》加強公司的財務制度；二是關于反賄賂的規定。如果被定有罪，對公司處以200萬美元以下的罰金，對股東、雇員和代理處以10萬美元以下的罰金并可判五年的徒刑。司法部和證券交易委員會“證交會”)還可以對被告進行民事處罰，處以罰金，勒令被告停止其違法活動，也可以禁止被告入市。
執法主要涉及聯邦政府的三個部門：司法部、證交會和商業部。司法部追究被告的刑事責任；證交會追究上市公司的民事責任；商業部主要負責向公司提供咨詢。相比其他兩個部門，商業部在《海外腐敗行為法》方面的作用最小。美國政府部門中，幾乎沒有機構有權管理公司，唯有證交會還可以通過披露信息對公司施加壓力。反賄賂的重任落在證交會頭上有其歷史原因，上世紀70年代中葉，證券交會調查后發現，400多家美國公司在海外有這樣或那樣的賄賂行為，涉及3億多美元的資金，117家問題公司是《財富》雜志500強企業。這次調查成為《海外腐敗行為法》的起因。
美國懲治腐敗主要是依靠兩支隊伍，聯邦檢察官和州檢察官(還有各縣的檢察官———美國的“縣”相當于我們的地區)。這是兩支過硬的隊伍。地方檢察長雖然官職不高，參照我們這里的官位，州檢察長只是一個局級干部，但權力很大，敢于向美國最強大的券商挑戰，因為他們是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不受制于其他高官。某些檢察長還將檢察長一職作為謀取更高公職的跳板。克林頓即是先當州檢察長，然后競選州長，最后問鼎白宮。而專打股市老虎的紐約州檢察長也已亮出旗號，要在下次競選中爭奪紐約州州長的位置。
司法部長可以任命特別檢察官，調查包括總統在內的任何政府官員。特別檢察官一旦上任，就只對法律負責，不聽命于任何人。涉及尼克松總統的“水門事件”以及涉及克林頓總統的“拉鏈門事件”，都是由聯邦檢察官來完成調查的。
另外，根據《不當影響和腐敗組織法》，被告的商業競爭對手可以提出訴訟索賠，理由是被告通過賄賂拿到業務。
除懲治之外，美國還在預防方面狠下功夫。美國的大批高官離任后從事游說工作，其中還有國會前議員。美國人將這種實踐稱為“旋轉門”。
所以腐敗和賄賂在美國也比較復雜，需要全方位治理。但美國的政府廉潔在全球還能排進前十。如果要說關鍵因素，那就是美國的聯邦法官很廉潔，幾百位聯邦法官是挑選出來的半個圣人，從學識到人品幾乎無懈可擊，離孔子樹立的標準不遠。比如，聯邦法官沒有婚外情，連離婚的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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