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劍閣：中國27年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

　　編者按

　　日前，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世界銀行、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經濟系和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共同召開的“中國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作了發言，就一段時間以來關于中國經濟發展和市場化改革的爭論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對于中國27年的改革，到底怎么總結？既然是總結，就要分析得失，褒揚和批評都在情理之

中，但是立足點很重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本報編輯部認為，對于中國改革的評價和思考可以有多個角度，多種看法，但“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荀子·正名》)應該成為討論的起點和原則。本報征得了李劍閣的同意，全文刊出該篇發言，既是為了準確全面傳達作者的原意，也希望引發更加理性、嚴肅和冷靜的思考。本文內容亦發表于中信出版社《比較》第22輯。

　　我們今后要面對經濟發展的挑戰，歸根結底，還是需要一個適應經濟高速增長和經濟全球化的好體制世界上可能沒有盡善盡美的制度，我們只能選那些好處多一些、壞處少一些的制度。市場經濟就是這樣的體制。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里，過分地抽象地泛泛地強調公平，可能會重新喚起中國歷史非常悠久的平均主義的訴求，而平均主義導致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的景象其實離我們并不遙遠。

　　中國到底能夠實現什么樣的醫保，我覺得不是靠炒作，也不是靠美好愿望而提出方案，而是要實事求是，既要尊重歷史，也要考慮中國的國力。

　　要我們到底想學什么？對股票市場，我個人覺得很多理解非常不成熟。我們管理層希望中國的股票市場是一個只漲不跌的股票市場，投資者希望中國的股票市場是一個只賺不賠的股票市場。地球上肯定沒有這樣的股票市場。別的星球上有沒有？我不知道

　　要有一個比較好的市場以后，政府有了一個比較好的管理理念以后，產業政策才可能起一點點補充市場不足的作用。把產業政策作用估計過高，而且無所不包，可能要不了幾年就能看出它的錯誤，并且為此付出代價

　　李劍閣

　　會議的主辦者希望我對今天的會議作一個總結，他們給我出的題目是“我們學到了什么”。我想，能夠“學到什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想學什么”。因為只有想學才能學到。如果不想學，可能什么也學不到。

　　為什么我會想到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進行改革開放，就是在打破精神禁錮、大膽解放思想以后，通過放眼看世界，學到新的東西才找到一條改革的正確思路。在傳統思維定式下，改革開放是離經叛道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市場經濟到底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1978年以后長期沒有解決的理論問題。直到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以后，才一錘定音，結束了無謂的爭論。

　　但是，最近

　　改革是體制的選擇和均衡

　　今天上午，世界銀行中蒙局局長、駐華首席代表杜大偉(DavidDollar)先生代表世界銀行副行長的發言指出：中國過去2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成果卓著，超過10億人口的經濟體年均9%的GDP增長，人均GDP提高了接近8倍；大約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從低效率的農業部門轉移到了效率更高的工業和服務業中；有4億人擺脫了官方定義的貧困狀態，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減貧計劃。可以說這是代表了大多數國際組織的主流看法，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成就往往給予很高的評價和充分肯定。

　　雖然我們有20多年的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但為什么在國內不滿和懷疑改革的聲音最近反而有所增加？我覺得這是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把中國20多年改革當中還沒有完善的方面，或者改革后出現的一些負面現象，甚至把原來體制當中存在的弊端，統統歸結為市場取向的改革。我認為這是比較危險的傾向。在把問題歸結為改革的同時，有時候還歸罪于主流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家。盡管批評者對何謂“主流”并沒有給出標準的定義，但是他們的批評迎合了某種情緒，竟然也博得了一片喝彩。因此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的經濟學家承受了一定的壓力。

　　就像上午錢穎一教授(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第一副院長)所說的：“在談論中國的時候，以下幾個問題總是不可回避的。首先，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彌合中國27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與漏洞百出的制度體系之間的沖突。其次，從規范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就中國的制度改革提出令人滿意的、同時又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中國目前的制度水平可以支撐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水平。但是考慮到中國的發展速度，達到這一收入水平可能只需要幾年的時間，中國的制度必須加以改革，以提高制度的質量。”我們今后要面對經濟發展的挑戰，歸根結底，還是需要一個適應經濟高速增長和經濟全球化的好體制，因此今后改革的任務非常重。

　　現在回過頭看，我們的改革實際上是對體制的選擇和權衡。世界上可能沒有盡善盡美的制度，我們只能選那些好處多一些、壞處少一些的制度。市場經濟就是這樣的體制。因此我們在發展與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的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有的是改革不徹底而存在的問題。我們應該用正確的態度，堅定不移地去推進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確定的市場取向的改革，而不能走向僵硬的計劃經濟的老路，世界范圍的歷史和實踐都證明了，那是注定要失敗的體制。

　　制度設計至關重要

　　關于公平和效率的問題，最近經濟學界討論比較多。我們確實應該關注低收入者的生活狀況，進一步提高農民和城市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這一直是經濟學界和政策制定者討論和關注的焦點。但是怎么提高？什么制度有助于提高國民的收入水平？能不能用“均貧富”的辦法、竭澤而漁的辦法、遏制經濟發展的辦法、政府全面管制經濟的辦法，去達到幻想中的“公平”？我們追求的是機會的公平，還是結果的公平？對此，已經有許多理論研究和國際經驗，說明了設計什么樣的制度是至關重要的。而對于目前的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到底能提高到多大的程度，并不只取決于我們的愿望，還取決于我們的能力和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國家里，過分地抽象地泛泛地強調公平，可能會重新喚起中國歷史非常悠久的平均主義的訴求，而平均主義導致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的景象其實離我們并不遙遠。中國的經濟學界應該非常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應該給出一些既有定性又有定量的分析。

　　本來經濟學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論已經可以為我們的深入討論提供一個基礎：尊重市場規律，經濟才能發展；經濟發展可以讓絕大多數勞動者要求工作的基本權利得到滿足；政府管制勞動力市場應該有針對性，而過度干預可能會損害勞動者長遠的根本利益。

　　前幾天我到海南參加一個國際會議。會上，有人問我一個問題：“你們現在不斷強調低收入者的問題，這是對的。但是，你們有沒有考慮到企業的承受能力，有沒有考慮到中國的國際競爭力？”確實是這樣，我們想提高那些打工者收入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提高到什么程度時，外資企業就會把工廠搬到越南、柬埔寨或其他國家去？我們當然希望打工的人多一點收入，但不要忘記打工比在農村務農時收入要高不少。如果工廠轉移到國外去了，那時候可能連這份工資都拿不到，還得重新回去種地。這就會阻延我國的工業化進程，阻延廣大農民脫貧致富的進程。當然，某些就業群體在社會上處于弱勢地位時，政府應該加以保護，但是這樣做時要十分慎重。國際經驗表明，過度的保護不利于擴大就業，這對那些連這種就業機會也沒有得到的人就是不公平的。如果是這樣，良好的愿望就沒有得到預想的結果。

　　公正對待市場化

　　對于中國27年的改革，到底怎么總結？既然是總結，就要分析得失，褒揚和批評都在情理之中，但是立足點很重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動搖，因為正如前面所說，這是從我國過去經濟發展的實踐、特別是從無數慘痛教訓中，從我們每一個經歷過計劃經濟的人的切身體會中獲得的認識。現在有些人說這項改革不成功，那項改革不成功，而且都是“市場化”的錯。我覺得這種批評不是很公正，而且過于簡單化。為什么呢？因為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是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事情。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是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過去即使改革走了些彎路，大多數也是必要的探索，在我們沒經驗的時候的一種探索。我們還可以繼續往前走。也許沒有前一段的挫折，就沒有后一段的成功，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今后的改革打下基礎。

　　比如，醫療改革的問題。最近我和杜大偉以及一些世行課題組的國外專家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中國的醫療體制到底應該實行什么樣的制度，學術界和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討論已經持續了相當久，其中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原則，都寫在了幾次黨的全會的《決定》中，可見其重要性。最近國內的媒體討論非常多，已經成為當前的討論熱點。

　　上屆政府時，我在國務院體改辦工作，協助國務院領導同志推動全國的醫療改革工作。目前存在的許多問題正是我們想通過改革加以解決的。我深知這項改革的難度。比方說，美國在2004年醫療總費用達到1.8萬億美元，而2004年中國的GDP是1.6萬億美元。美國2億多人口，中國有13億人口，如果按美國十分之一的標準來考慮中國人看病吃藥的問題，中國整個的GDP都不夠。如果按照中國目前城市職工的醫療保險水平來看，大概人均一年需要2000元。如果城鄉居民都由政府包下來，有人提出搞一個全民醫保。當然這個說法非常地動人，因此網上支持率非常高，但是算過賬沒有？人均2000元的醫療費用，相當于中國2004年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的總開支，我們的財政收入總規模就是人均2000元。而美國花了1.8萬億美元，2億多人口，還有4000萬人沒有任何醫保。香港地區600萬人口，香港政府的撥款(不包括個人和企業拿出的錢)，用于醫療的接近400億港元，醫療管理部門每天可以開支1億多港元來維持600萬人的醫療保險，但是現在已經捉襟見肘，難以維持。

　　中國到底能夠實現什么樣的醫保，我覺得不是靠炒作，也不是靠美好愿望而提出方案，而是要實事求是，既要尊重歷史，也要考慮中國的國力，然后才能做這件事情。如果完全從愿望和群眾情緒出發，我們能不能拿出一個大家滿意而國家又能承受的醫療體制，也是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

　　政府與資本市場

　　剛才魏尚進(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員)和白重恩教授(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講到中國企業改革和金融市場，我認為他們講得非常好。關于中國的金融市場，剛才評論人童道馳博士(注：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副主任)也提到，過去中國發行股票確實實行過額度管理，就是按照行政區劃，把首次上市的額度分配給部門和各地政府。當時這樣做確實完全是計劃經濟思維的產物，而且把股票發行當作一種福利和補貼。那時，給某個省下達某個額度，這個省可能根本沒有一個像樣的企業上市，或者他們也不急于把盈利的企業上市。于是，他們就把發不出工資的企業拿去上市，拿從市場上圈來的錢發工資，把上市變成了福利措施。自然，這樣的企業很快就成為“特別處理”(ST)了。還有的部門和地方，實在拿不出能夠包裝的企業，就把額度賣給別的部門和地方，變成了中央給它的補貼。顯然，這樣的機制下的資本市場肯定嚴重地先天不足。

　　客觀地說，中國的資本市場經過這幾年的發展，在不斷進步，的確進步也非常大。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即使發展了十多年的制度，已經取得的進步有時還會走回頭路。比方說，政府到底對股票市場的指數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當股票指數往下跌的時候政府要不要拿出錢去托市？企業上市過程中，經過多次的換手，有一些投資者賺了，有一些投資者賠了，由于資本市場素質不高，賠的人可能會多于賺的人。股票市場賠錢的人多了，不滿情緒成為主流輿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有沒有責任拿出錢來賠這些人，補這些人？而且，賠給誰、怎樣賠才能公平合理合法？我認為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如果托市和補貼問題不能正確處理，中國的股票市場經過十多年的風風雨雨所教育出來的一點點對股票市場的正確認識，可能就會付之東流。

　　歸根結底，我們到底想學什么？對股票市場，我個人覺得很多理解非常不成熟。我們管理層希望中國的股票市場是一個只漲不跌的股票市場，投資者希望中國的股票市場是一個只賺不賠的股票市場。地球上肯定沒有這樣的股票市場。別的星球上有沒有？我不知道。我覺得如果認識還是停留在這種不成熟的階段，中國的股票市場今后還要走一段漫長的曲折的道路。

　　有限的產業政策

　　剛才約翰·薩頓(John Sutton，注：倫敦經濟學院教授)講了產業政策的問題，我也很有感觸。他講一個產業政策的作用可能幾十年以后才能看出來。我覺得，產業政策能否見效，主要是看有沒有比較成熟的市場基礎和產權基礎；還要看政府的職能有沒有真正適應市場經濟的規律。

　　在我看來，我們一些產業政策的效果，有時候并不見得需要幾十年，也可能幾年就看出它的無能和失誤。已故的中國經濟學家桂世鏞曾經是我的領導，他后半輩子主要是在國家計委工作。他生前，大概是1997年，曾對我深有感觸地說：“我在國家計委工作這么多年，對有些事情有很深的感受。比方說，過去認為中國人永遠不能用空調，中國人永遠不能發展易拉罐，中國人更不能人人有汽車。當時認為幾乎是應該鑄成個鐵牌子，插在計委門口的，認為這是要后人永遠遵循的鐵的規律。用鐵鑄成個牌子，鐵卷丹書，以后永不討論。現在想起來多么荒謬。”

　　那些年，每年要出厚厚的一本產業政策，每年還要發無數的紅頭文件。我清楚地記得，曾經發過不準發展易拉罐的文件，不準發展鋁合金門窗的文件，不準發展空調的文件，不準發展家用汽車的文件，不準這樣那樣的文件不少。現在看來，文件當然是沒有取得實際效果。

　　作為官員如果坐在辦公室里去計算，確實覺得這些是不可能發展的。比方說易拉罐，當時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有幾十億美元。官員們這樣計算，如果中國發展易拉罐，早期的易拉罐是要用進口的鋁薄板的，人人消費易拉罐，國家的外匯怎么可能用來買鋁薄板？再比方說空調，坐在辦公室就可能想，大家都用空調，那要多少電？建電廠的錢在哪里？建了電廠要挖多少煤？建煤礦的錢又在哪里？建了煤礦，要建多少鐵路才能把煤運到電廠？又要多少錢建設輸變電線路把電送出去？生產空調當時需要進口壓縮機，外匯從哪兒來？然后中國人的收入，什么時候才可以買得起空調？建了空調廠以后，空調賣給誰？坐在辦公室里的官員，即使有再豐富的想象力，也永遠想不到現在城市家庭空調是如此普及，想不到中國人很快就喝上易拉罐的飲料，在大城市，家用汽車也有相當的普及率了。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要有一個比較好的市場以后，政府有了一個比較好的管理理念以后，產業政策才可能起一點點補充市場不足的作用。在這些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把產業政策作用估計過高，而且無所不包，可能要不了幾年就能看出它的錯誤，并且為此付出代價。(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作者簡歷

　　李劍閣，1949年12月出生于中國江蘇省南通市。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978 年1 月到1981 年12 月，在南京師范大學數學系獲理學學士， 1982 年1 月到1984 年12 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碩士，1984 年12 月到1988 年6 月，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員。1988年6月到1992年5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體改法規司副司長、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2 年5 月到1994 年6月,任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政策法規司副司長、司長。1994年6月到1988年3月,任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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