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受損論反思改革的阻力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25日舉辦主題為“如何理性地反思改革”的研討會，國內多位重要的經濟學學者與會參與論辯。其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的觀點引起很大爭議。他提出“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

　　此次研討會更大的背景，是2004年國企改革引發的爭論已經演變為對改革方向與路徑

的全面思索。不久前，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呼吁，“自由而切實的學術討論，是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一個重要前提”。

　　從“改革受損論”反思改革的阻力

　　可以預見，張維迎的“改革受損論”和“既得利益補償論”一定會受到猛烈抨擊，因為他在為既得利益者說話，讓改革在不損害既得利益的前提下推進。筆者的態度是，張維迎的“改革受損論”不無道理，而他的“既得利益補償論”則值得商榷。在此，筆者只想借張維迎的“改革受損論”反思一下我國當前改革的阻力所在。

　　“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這是一句大實話。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具體說來，改革就是改變不合理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分配制度，從而達到在政治上更加民主法治，經濟上更繁榮發達，分配上更加公平合理，社會更加富裕安康的目標。那么，在舊體制下誰是不合理體制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呢？對此，我們不妨從改革涉及的方面進行分析。

　　實行依法治國，建設富裕文明國家，是我國最大的改革工程。幾乎一切具體改革措施都圍繞它展開。首先，我們要依法規范國家權力運行，限制官員權力行使，這使得領導干部失去了舊體制下的許多權力，以權代法、以言壓法，言出法隨的權力風光不在。不僅如此，各級官員還要申報個人和家庭的財產收入狀況，自己及其親屬還要遠離許多商業經營，甚至連自己的官車也要被改革掉。正因為在舊體制下，領導干部的既得利益豐厚，因此他們才是改革的“最大受損者”。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只是一種“相對利益”，這種利益具有不合理性，因此成為改革的對象和內容。

　　事實上，在舊體制下，哪個階層享有的不合理利益越多，哪個階層在改革中的相對利益受損就越大；相反，在舊體制下哪個階層獲得的合理利益越少，哪個階層在改革中相對利益受損就越小，而在改革中獲得的實際利益就越大。事實證明，農民是舊體制下的最大受害者，他們的既得利益最少，因此在改革中受損也最小。

　　正確認識“改革受損論”不應得出“既得利益補償”的結論，而應當從分析改革受損階層入手，認真反思我國當前改革的阻力來自哪里，從而在制定改革措施和推進改革過程中注意克服阻力。

　　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實現社會公平，如果在改革中將某個階層在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充分予以肯定并給予利益補償的話，就沒有公平可言，不僅事實上造成新的不公，而且會讓人們懷疑改革的正當性。但改革受損者在改革過程中不支持改革、消極對待改革甚至給改革“使絆”也是毋庸置疑的。我國領導干部個人財產收入申報制度遲遲不能建立，公車改革長期不見進展，很能說明問題。因此，明確改革受損階層就是把握了改革的阻力來源，這對于消除改革阻力，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保障改革順利進行，具有重大意義。

　　李克杰

　　“開門改革”是破解利益迷霧的良方

　　利益的分歧導致立場的不一致，爭論各方也容易因此分化成不同的陣營，這并不難理解。但在今日之中國，若一味強調要“尊重”少數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往往意味著強勢群體的話語權進一步得以強化，而與之相伴生的必然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被進一步侵害、剝奪。誠如孫立平所言，既得利益者而非弱勢群體“扭曲政策的能力”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已然形成，“目前扭曲改革的力量已不只在實施環節，扭曲機制開始進入政策制定層面”。這樣一來，如張維迎所說的改革若不優先“補償”現有既得利益者也即強勢群體，“否則就進行不下去”，其實已經不單純是一句威脅，事實也確可能如此———但這也許正昭示出目前中國的潛在危機已經到了何種程度。

　　問題的根源究竟在哪？想來絕非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但在筆者看來，這很可能與以往的改革從來就是所謂的“精英改革”、“關門改革”密切相關。在自認為掌握著“真理”或“正確觀點”的少數“精英們”眼中，只有他們的意見或觀點才是“科學”的，因此也就“沒有必要”由草根們來投票，“草根們懂什么”———這樣一種認知在精英們心目中可謂根深蒂固。

　　可中國的這些“精英們”恰恰沒有想過，美國著名學者詹姆斯·布坎南所說的“所有利益相關方的一致同意是‘帕累托改進’的最優政治對應物”應做何理解；更沒有弄明白自由市場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亞當·斯密的理論精髓及其對社會的指導意義何在。亞當·斯密指出，在法治秩序保護下的平等權利，是百姓不會變成窮人、窮人可借以擺脫貧困的最有效途徑，因此，自始至終對窮人、弱勢群體優先提供幫助，重點保護他們的權益不受損害，就理應成為制定相關政策所須堅持的一項基本原則。那么，平等權利如何獲得呢？賦予民眾“平等投票權和表達權”，這一前提條件勢必不可或缺。

　　鑒于此，筆者支持楊帆教授“以后的改革要通過人大先立法，要公眾討論、民意測驗”之觀點。換句話說，中國今后的改革更亟須一種“開門改革”，要能讓民眾有機會、有渠道充分表達才行。對政府而言，其責任就是要不斷創造機會或疏通多種合法渠道，了解不同利益層次的民眾之利益訴求，以便使如改革這樣的公共決策能夠盡可能對每個利益群體公正，并在此基礎之上，向窮人、弱勢群體傾斜。

　　一個精英充斥的政府要想成為優良的政府，不僅應該而且必須懂得自我節制。某種意義上說，破解改革“迷霧”，其關鍵或許正在于此。

　　孫鳳忠

　　“贏家通吃”中蘊含的精英獨裁邏輯

　　在我看來，張維迎教授“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來是農民”的觀點根本不值一駁。凡是在中國生活的人只要憑經驗就能明白：如果談到中國哪個階層從改革中獲益的話，那么“干部”無疑是獲益最大的階層之一。

　　從各方面的情況看，這個階層的典型特點是“不落空”：他們在“下海熱”的時候下海，“出國熱”的時候出國，“文憑熱”拿文憑，住房改革的時候以低價拿到

　　但是，在仔細研讀了張維迎教授講話的主要內容后，我又有點笑不出來了，因為他的話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邏輯鏈條：“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因此“改革必須補償現有利益群體，否則改革就進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對利益受損最大的應該是領導干部”，而“正確的觀點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則談不上尊重科學。”

　　的確，在學術研究領域，觀點的正確與否是不能通過投票來解決的。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張維迎教授在這里談論的根本就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公共政策！他是在談論誰的利益在改革中受到了損害，應該優先對誰進行補償的問題，這是一個涉及到億萬民眾切身利益的公共問題。這樣的問題，只能通過讓社會公眾廣泛參與，充分討論，最后在法治的框架內，比如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黨的代表大會上，用投票的方式來解決。只有這樣，才符合民主的原則、程序正義的原則，才能獲得社會公眾真心實意的擁護，才能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

　　不夸張地說，像張維迎教授這樣將自己的政策主張自封為“科學”，拒絕社會公眾的“投票”，實際上就是在公然主張精英獨裁。這意味著一部分經濟學家以及他們所依附的利益集團，在發現已經無法用公共利益來為自己的私利進行包裝，并且自己已經為民意所徹底拋棄之后，便索性撕下了所有偽裝，亮出了底牌，決心用反民主的手段繼續壟斷所有利益。

　　同時參加了研討會的孫立平教授，在會上用這樣一組判斷表達了自己對社會現狀和趨勢的擔憂：一是結構定型，即窮富強弱現在已塵埃落定，涇渭分明；二是精英聯盟，即權力、經濟和知識精英已經結盟；三是寡頭統治，即種種反民主的言行開始出現；四是贏者通吃，即一個人只要在一個領域獲得優勢，就可以在其他領域暢通無阻。張維迎教授以知識精英的身份，在因為與財富集團的關系而飽受公眾輿論質疑之后，現在又開始為在改革中獲得了巨大利益的權力精英“鳴不平”，為孫立平教授的判斷做了一個絕妙的注腳。

　　中國的改革確實來到一個關鍵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我覺得我們格外有必要重溫一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一句名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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