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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龍
一件簡單得算不上交通事故的撞車事件，演繹成了富人蔑視窮人的網絡之爭。昨日，撕錢女事主表示了對撕毀人民幣過錯的檢討，同時接受了警方“警告并罰款9000元”的處罰(詳見今日A05版)。
罰款9000元對一個開私家車的人來說應該不是什么難題，相信這樣的結果也難以平息眾多仇富者憤憤不平的心理。但是法律規定，撕毀人民幣由公安機關給予警告，并處1萬元以下的罰款。因而，警方對私車主的處罰是合法的。只不過在有些人看來，似乎不合情理而已。
其實，這么一件小事也能挑起貧富之爭，很大程度上要緣于當下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懸殊性生存狀態。更關鍵的是現在的社會制度對當下的社會生存狀態并沒有起到縮小的作用，反而給人一種就是為富人服務的錯覺。
比如說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人們抱著莫大的幻想，期待能達到一個公平的理想化模式，但是事與愿違，看病貴沒有解決，昂貴的擇校費沒有取消。再比如公用事業不停地喊虧損，而政府的投入卻并沒有見漲，導致公用事業的漲價要由百姓來背負。這些改革時期的陣痛所造成的高醫療費、高教育費、高公用服務費等，對富人來說根本沒有多大的影響，有錢能治病，能隨意擇校，能負擔起公用事業的任何漲價。可是窮人呢？經不起生活的絲毫變故，只能寄望于制度對弱者的傾斜性保護。
因而，拋開時下不少富者一夜暴富、為富不仁的驕橫自大不談，當前階層分化所必須的制度性保護缺乏，窮人對社會話語權的缺失，都很容易導致他們將對制度性不公的不滿轉化為對富人的仇恨。從這個意義上說，挑起貧富之爭的也有社會對貧富分化不斷加劇缺少抑制措施的制度性原因。什么時候達到了一個和諧的貧富狀態，貧富之爭自然會隨之消失。
人們的生存狀態決定了其思維邏輯。在這起撞車事件中，騎單車的女子似乎可以代表窮人，開私家車的女子似乎可以代表富人，“窮人”的理性賠償招致了“富人”的非理性對待。既然法律已經給予了過錯人應有的懲戒，公眾無須再繼續所謂的貧富之爭了。畢竟假如富人都像這個周女士一樣，能為自己的過錯真情流淚并反悔，起碼證明富人還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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