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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兩位醫生在《新京報》上訴苦，一位說，理發師做一個頭發要數百元，但自己給患者看一次門診才4元，于是心里不平衡了。另一位醫生說，醫生收入的確低，從兩個角度看都是：一是和同類行業比；一是和醫院的行政人員比。
兩位醫生的話，并非虛言。那些成名成家的醫生除外，絕大多數走不了穴的普通醫生要受著多重煎熬：生存壓力、患者情緒、職業良心等等。但另一方面，中國人為醫療付出
的代價也的確太昂貴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貢森研究員不久前撰寫的一份報告認為，中國目前的人均衛生總費用高于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平均費用水平4%-15%.報告同時指出，中國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顯示，近一半的患者沒有去醫療機構就診，13%的患者不采取任何治療措施；醫生建議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達到三成左右。據計算，我國公民平均醫療負擔是同等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平均費用的2倍以上。這里還不包括不合理的“全國人民上‘協和’”的食宿、旅差以及付給掛號票販子的費用等大量額外費用。
一邊是醫生的合法收入普遍偏低，一邊是老百姓的醫療付出高，問題出在哪里？問題出在中間環節上。這個“中間環節”也包括兩部分：一是醫院內部管理，是以患者和醫生為中心，還是以開藥、檢查賺錢為中心？如果是后者，醫生收入低、年輕醫生地位甚至不如臨時工就不足為怪。另一部分是藥品流通環節。藥品從出廠到患者手里，漲幅高達數十倍，原因何在？一家不大的藥廠，外圍的醫藥代表可能多達幾萬人；國家一年審批的“新藥”達一萬多種，而美國只有150余種；物價部門批給醫院的藥價甚至有可能比市場上的藥價高出數倍……
如此種種怪現象，可以說是昂貴的藥價擠壓了醫生的價值和地位，而昂貴的藥價主要又來源于腐敗。
醫療費用昂貴造成的國民“醫療恐懼癥”不僅使大量民眾不敢看病、看不起病，也反過來損害醫生的利益。據2001年經合組織衛生統計資料計算，經合組織成員國一個醫生年均負擔的門急診人次數是2600次，一年按251個工作日計算，日均10.4次。而中國一個醫生年均負擔門急診只有一半不到，為1122次，日平均4.5人次。我國每千人口的醫生數量并不比別的國家多。也就是說，在現有的醫療資源下，大量的醫院和醫生根本“吃不飽”。
如果藥費大幅度降下來，讓醫療費用降到國際同類國家同等水平，則百姓承擔的醫療費用可以降低一半，這樣更多的人就看得起病，基本上做到應醫盡醫；醫生的平均掛號費大幅度提升，達到平均每人次50元，同時醫生的平均日診量也達到平均水平即日均10次，則醫生平均一月的診費毛收入可達1萬元，醫生個人只拿其中的一半，也可以維持相當水準的生活了。
因此，政府應該幫助醫生們盡快建立不受醫院控制的行業公會，使醫生既可以爭取自己的權利，包括獨立開辦診所的權利，同時也可揭露同行業中的害群之馬。醫生們要想獲得體面的收入和地位，就要擺脫對醫院的依附狀態，不能任由別人把自己“降格”為賣藥的工具。醫生應該開對癥的、盡可能便宜的藥，拿合理的診費，靠醫術醫德賺錢。
□童大煥(北京媒體從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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