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反思：誰在說與說什么

　　黎平(大學教師)

　　從2004年國企改革的爭論開始，對已經歷時27年的改革的反思和爭論，成為最近一段時間引人關注的話題，這說明改革已經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反思和討論將對中國的改革和未來產生重要的影響。吳敬璉指出，在這個時刻，每個經濟學家都有責任為這種反思和規劃提供自己專業性的思考。

　　這里將爭論中幾種代表性的觀點加以梳理，以明確不同主張及其分歧所在。

　　為改革辯護和積極主張深化改革的首推高尚全和皇甫平，其觀點可以概括為：排除干擾，堅持改革。高尚全作為改革的最積極倡導者，并不諱言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他在很多會議上都曾經對弱勢群體、分配不公以及社會保障等問題發表過重要見解，其中的一些意見和建議對政府決策產生過影響。他是這樣來解釋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的：過去的改革，大家基本上普遍受益。現在，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形成了龐大的困難群體。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多樣化，改革觸動到利益主體，于是反對改革者有之，“假改革”的也不少。他的思路很明確，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同時，高尚全對否定改革的思潮抨擊也最為激烈。他說，我們在思想上長期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計劃經濟影響，跟不上形勢的變化，一遇到問題，往往作出意識形態化的極端判斷，認為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改革所致。有人說現在不是要提高執政黨的能力的問題，而是要糾正路線問題，認為中國走了資本主義的道路。高尚全提出我們不能借此否定中國的改革實踐，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不能因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

　　皇甫平的《堅持改革不動搖》一文在社會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主要是由于再次使用這個1990年代初配合鄧小平南巡發表評論所使用的筆名所具有的象征意義。其主要觀點是，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新矛盾。把這些新問題、新矛盾統統歸罪于市場化改革本身，動搖和否定改革，是片面的、錯誤的。

　　吳敬璉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兩個明確：明確要堅持改革的方向，明確要對改革進行認真地反思。就后一點而言，吳敬璉與高尚全和皇甫平有所不同。在最近的一次論壇上，他明確指出，在我國經濟社會體系需要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改革需要進一步推進的情況下，改革卻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他把這些缺陷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從經濟領域說，一些關鍵改革，如大型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壟斷行業的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基本經濟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等由于障礙重重而進展緩慢；第二，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須提供的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最后，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式增長方式也難于向集約式轉變。這種情況下，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行政腐敗擴散等造成的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并引起了群眾對現實生活中消極現象的不滿。因此，吳敬璉認為需要對改革進行認真的反思。但他同時也認為，除了關系改革整體路線的爭議需要進行政治層面大是大非的辯論外，對于許多具體問題，如改革措施是否存在泛市場化和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的偏向，某些口號是否帶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色彩等，應當就事論事地討論，雖然一些問題很尖銳，和整體上否定改革的爭論還是有區別的，不要混為一談。

　　孫立平的取向與吳敬璉較為類似，但對反思更為強調。他指出，我們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來反思改革的：改革是中國必然要走的道路，匯入世界主流文明是我們必然的歸宿。在具體問題上，包括市場化、民營化、民間力量的發育等，都是必須堅持的方向。這是我們與借反思改革來反對改革、力圖復活舊體制的人的區別，也是我們反思的前提。他認為，這次關于改革的爭論和分歧比1980年代改革開始時的爭論和分歧要大，改革的共識基本破裂，改革的動力基本喪失。但同時他也指出，這一次的分歧和爭論的基礎是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正因為如此，這次爭論更具有實質性。孫立平認為，1990年代中期之后改革之所以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根本在于利益集團對改革的扭曲，他甚至認為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其作用發生在兩個層次上：一個是決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層次，一個是決策的執行或改革方案的實施層次。在反思的基礎上，他提出了新改革觀的設想。這個新改革觀的具體含義，經濟上，市場經濟的體制相對完善；法治上，法治基本健全；從社會的角度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得以建立。同時他呼吁，要重新形成改革的新共識，重建改革的新動力，形成改革的新機制，包括反扭曲機制和參與機制等。

　　楊帆是對改革批評較多的一位學者，人們往往將他歸于“新左派”。但在這次討論中，他極力與“極左”劃清界限。他澄清了這樣幾點：第一，反思改革開放，主要集中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不是完全否定這一時期的工作，而是集中于內部社會公平和外部國家安全兩個方面的問題。不是把30年改革一并否定。第二，作到歷史地、全面地理解鄧小平思想。第三，尊重歷史，遏止目前過于囂張的精英思潮。第四，重視工農利益，也要重視中產階級企業界的利益，要引導他們擺脫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納入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軌道。不可簡單地把“精英”與大眾對立。第五，不可把中國的理論爭論簡單地進行兩極化的歸類，不是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不是國有就是私有，不是改革就是反改革，還有“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對立等等。強調要就事論事反思改革，不能追求意識形態化。

　　老經濟學家劉國光是這場爭論中引人注目的一位，也是持否定性意見分量最重的一位。他強調，對改革的反思不等同于反對改革。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是中國較早支持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家。因此，他對過度市場化趨勢的批評與具體的情境有關：這些年社會主義不是沒講，但是相對少了一點，因此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經濟發展欣欣向榮、人民生活總體改善的同時，社會矛盾加深，貧富差距急劇擴大，腐敗和權力資本化迅速滋生并蔓延擴大。這種趨勢是與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不相符的。因此，現在要多講社會主義，這符合我國的改革方向和老百姓的心理。當然，市場經濟還不完善，也要多講。只要符合社會主義方向，市場經濟講得越多越好，純粹的市場經濟不是我們改革的方向。針對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他認為，用市場發展不完善、改革不到位來解釋是可以的，但是有點勉強，用市場缺陷和市場扭曲來解釋則更為合理。我們要盡量減少引進市場的代價，發揮社會主義國家管理經濟的作用，采取措施糾正市場扭曲，彌補市場缺陷。劉國光激烈批判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他說，西方新自由主義有很多反映現代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東西，如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我們需要借鑒。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與核心，不適合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成為

　　面對上述分歧，筆者認同孫立平的主張：為了重建改革的共識與動力，應當對改革特別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的改革進程進行建設性的反思，但這種反思不應當在過強的思想對立氛圍中進行，而應當將這種反思建立在建設性、負責任和理性的基礎上。因為思想意識的僵硬對立，會妨礙我們對一些要害問題的準確判斷，并縮小選擇的彈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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