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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以賓
南方日報今天報道，“兩會”代表委員十分關注水、電、氣等事關民生的公用事業漲價問題。對于凡“聽”必漲，他們提出質疑，并坦言自己的立場:公用事業虧損不能老讓市民掏錢“墊背”，而應讓第三方核算成本，透明公開(詳見A03版)。
普通百姓盡管人數甚眾，但在與公用事業產品供應者的價格博弈中，似乎一直處于被動狀態和弱勢地位。其實，公眾永遠是講道理的，即使低收入人群，也沒誰要求回轉到免費供給的時代，或要求公用產品定價大大低于成本。或者說，假如成本中的某些客觀因素的確上升了，產品的供給合理漲價就在所難免，且可以被社會所接受。
成本永遠是商家的“秘密武器”，否則，房產商就不會對公布建房成本的公眾要求諱莫如深且百般阻撓。“成本提高”永遠是產品漲價最堂皇的理由。問題是，成本當中究竟包含哪些因素，其綜合成本究竟已高到何種程度，怎么能由著供應者單方面說了算？表面看來，聽證會既是發揚經濟民主的平臺，也是探究、核實成本的過程，但事實也許并非如此:由于信息不對稱，供應者常常處在話語的強勢地位；聽證者即使心存懷疑，往往也無法拿出翔實的數據予以回擊。
公用事業單位的經營成本，有時就像一個謎。例如:一家公共事業單位，既可能人員嚴重超編以至人浮于事，也可能在用人方面做到最高效、最“經濟”；既可能合理控制工資獎金水平，也可能巧立名目亂發錢；在辦公經費、業務經費開支中既可能堅持節約，也可能鋪張浪費，某電力公司一個會議花費幾百萬，就是最好的例證。這把“既可能、又可能”的尺子，既未作為聽證會上供應商計算成本的工具，更不可能掌握在公眾手里。再例如: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公共事業無疑也是市場化經營，資源配置、市場決策、風險防范，同樣嚴重事關其成本。曾有媒體披露，由于多家電信商各立山頭、盲目競爭，因重復布點重復建設造成的巨大浪費可以建好幾個三峽工程。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這類損失，當然會反映在成本里，最終只能由消費者“埋單”。
那么，聽證會不再流于形式，而是像“兩會”代表委員建議的那樣，按照省人大常委會關于重大事項決定權的意見，增加作為重大事項，由人大常委會審議表決來完成，就能從根本上解決公用事業價格合理的問題呢？也未必。公用事業處在壟斷經營地位，是一個獨立的利益主體。無論是政府對其管理還是公眾對其監督，都和管理、監督充分競爭條件下的一般企業有著重大區別。假如說成本永遠是公共產品定價的關鍵依據，則真正搞清其客觀存在的成本，且通過有效的管理監督而促其把成本降至最低，是擺在政府、公眾面前最大的難題。要破解這道難題，不僅需要責任感、熱情以及聽證會等民主監督的形式，還需要各種高明的現代技術手段和工具。問題是，誰能夠掌握這些技術手段和工具、完全出于公心而且也能被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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