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費咋和政府扯上了關系

　　媒體思想之大唐專欄

　　“保護費”這個東西，應該說是黑社會犯罪發展到較高級階段的產物，是定期、定量、得到了被搶人認可的有規律的長期搶劫，取代的是不定期發生的、充斥了暴力和不確定后果的“原生態搶劫”。其好處在于省略了搶劫過程中的暴力部分，大大提高了被搶劫者的安全感，也降低了搶劫者的成本和風險，所以應該被看做是一個“雙贏”的安排。

　　需要強調的是，“保護費”本是黑社會的專有名詞，我從來都沒想到過它和冠冕堂皇的政府行政會扯上什么關系。不過，鐵一般的事實總是一次又一次地突破我們想象力的極限。據《焦點訪談》日前報道，湖南省桃源縣工商局今年征收的個體工商管理費和往年相比，數額莫名其妙地翻了幾倍，甚至有的所還對工商戶收起了所謂的“保護費”。工作人員介紹說，“保護費就是說，我一年之中，從你個體戶當中收一定的資金，你這個個體工商戶有了什么事情，我們工商人員就可以為你說話，為你撐腰。”并且在行政執法中還真盡到了“保護”的義務——“有違法行為，你交了500元或者1000元，你可以繼續運營到當年的12月31日。”在這里，工商局成了“老大”，工作人員成了“小弟”，法治被棄如敝屣，只在電影里見過的情景成為了活生生的現實。

　　工商管理部門對工商戶征收管理費，該收多少國家是有明文規定的，但在行政權力失控的情況下，竟然變成了數倍于此的“保護費”，不能不令人扼腕。所謂行政權力的“黑社會化”，意味著行政權力成為個人或部門牟利的工具，在謀取私利的過程中不惜動用國家權力、甚至暴力。“管理費”蛻變為“保護費”，其根本原因在于經濟、政治和社會體制漏洞的存在，使得政府權力失控、甚至“黑社會化”在某種情況下不可避免。如果從體制這個角度來解讀工商“保護費”的話，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值得去反思:

　　從客觀上看，地方政府的財政日益枯竭是其潛在動因。從1994年分稅制實行以來，稅收權力過分集中，就連省一級的地方政府都少有自主稅收的權力。地方財政面臨窘境，往往訴諸公共權力的私用。桃源縣工商局就以紅頭文件的形式，向基層單位下達了收費罰款的目標責任任務，并要求各基層單位把任務分解到組到段，直到每個工作人員身上，完不成收費罰款任務就扣發工資。2005年全局有80人被扣工資，其中最多的扣8020元，占全年收入的近一半。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該縣真是缺錢，工商局的領導也真是急了，要不怎么也不會拿自己的“小弟”開刀。

　　當然，這只是部分原因，再怎么說國家工作人員也不會窮到餓死，而且收入總歸比其他階層還高出很多，并不能用“逼良為黑”解釋。而是正如政治學者一直指出的:權力只有受到限制才能真正保障權力的正當行使，不受限制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這是千古不變的真理。我國行政亂收費、官員腐敗等現象的發生，是某些權力不受制約的結果。缺乏權力監督機制無疑是行政權力失控的外在原因。

　　此外，公民社會保護不力——包括司法保護、結社保護的極度不力——是行政權力“黑社會化”的直接誘因。說到這里，我們不能不承認，那些小商小販、平頭百姓的自我保護能力實在太弱。只有在多次被工商亂收費、被黑社會打砸搶，都無處說理的情況下，才會默認“保護費”的存在——畢竟這還是有規則的“打劫”，正如文章開頭所說是“雙贏”的安排。交保護費的人絕不是賤骨頭，但凡有點自我保護的本事和機制，絕不會走到向侵害者低頭、與侵害者合作的道路上去。民眾與“黑社會”合作實在是迫不得已。司法保護的不力、個體戶協會等公民

　　政府缺乏監督、貪欲不受制約，則權力的“黑社會化”就不可避免。這就如同教育小孩——你餓了他一天，妹妹手里卻有塊餅。他第一次膽戰心驚地搶過來吃了，卻意外地沒受到懲罰，相反妹妹的哭訴卻沒人理會；第二次、第三次還是如此。等他明白惡行不需要付出代價、而老實卻要餓肚子的時候；等他搶東西成為習慣的時候，你想讓他不搶都不成。“黑社會”就是這樣養成的吧。想來任何一個正常的父母都不會這樣對待自己的小孩，但我們有些行政部門卻確確實實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執法的，他們既是違法者，也是體制漏洞的受害者。我們在警惕政府權力“黑社會化”的同時，決不能忘記其背后的原因。

　　(作者系全球社區人文雜志《市民》副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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