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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EN評論員 商寅泉
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最近發布了一組數據，說代表生活水平高低的北京城市居民恩格爾系數已降至31.8%，比2000年降低4.5個百分點，比1978年的58.7%降低了近2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媒體在公布了這組數據以后，還特意有一個結論：“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北京人的生活水平，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溫飽
型’，上升到目前的‘富裕型’。”
看了這組數據以及這個結論，對照一下自己，對照一下身邊的人，對照一下整個社會的狀況，筆者產生了一個疑問：我們真的進入“富裕型”生活了嗎？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27年來，中國人民的生活有了相當明顯的變化，按照恩格爾系數的評價標準，在食品方面的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方面，也呈現出逐年降低的態勢。但是，以抽樣調查的方式得出數據，并因此下結論宣稱一個城市的居民生活進入“富裕型”，筆者則認為尚有不妥之處。
恩格爾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生活水平、生活質量的計算方法，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根據恩格爾系數的標準衡量，59%以上為絕對貧困，50%～59%為勉強度日或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30%以下為最富裕。這個標準的核心是在總收入中用于滿足口腹之需所花的錢越少越好，說明進入“富裕型”生活階段的家庭有更多的余錢用于文化精神消費，說明生活質量已經能夠與世界上少數富裕國家比肩。
筆者并不懷疑北京市統計局和北京調查總隊公布的31.8%數據的真實性，也完全相信為這個31.8%提供支持的被調查對象的真實生活水平，更相信在食品支出占總支出比例方面，北京城市居民的確已經有較大幅度的降低。筆者所不能同意的是結論，即在公布一組數據之后，就匆忙下結論，把北京人生活水平歸結到“富裕型”，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剛剛告別溫飽、平均進入小康的現狀，硬和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發達國家居民生活水平扯到一起。
筆者之所以這樣評價城市調查總隊的結論，有兩點理由。
其一，恩格爾系數的計算方法是“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從目前北京市以至全國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來看，食品消費支出在30%多應該不是什么大問題，基本上應該在30%～50%之間。但以這個標準就得出結論，說我們是“富裕型”，未免有些牽強。因為這個食品消費支出比例并不能全面反映當前的居民生活水平，在這30%多的支出內，居民食品消費的質量并不高，還沒有達到健康、安全、營養的高質量均衡水平。而在另外的除掉食品消費支出的60%多的總支出中，也并沒有像發達國家城市居民那樣，用于精神文化消費。那么有人會問，這些錢都花在哪里了？花在高額的醫療費上了，花在高額的子女教育費上了，花在高額的交通、電訊費上了。這就是說，真正用于文化精神消費的錢，遠遠低于60%多，甚至低于20%。因此，在社會保障體系很不健全的當今中國，在除去省吃儉用的費用之外，要錙銖必較地留下養老錢、看病錢、子女教育錢、住房貸款錢、出行交通及電訊錢等等，機械地用恩格爾系數給中國城市居民套上一個“富裕型”生活的光環，不利于我們正確地看待自己。如果非得按照恩格爾系數表現地方政府的政績，那也只能是個“偽富裕型”，有泡沫的成分，虛。
其二，是定向調查對象的采集選擇。筆者在兩年前有一篇評論談及如何客觀看待恩格爾系數，即提出過采集對象的選擇。因為在統計學的范疇里，采集對象的選擇是一門頗有學問的工作。就北京而言，你如果把采集對象放在CBD白領一族，放在中關村電腦商、大專院校教授講師，放在著名醫院主刀醫生的身上，得出的恩格爾系數肯定很低；而如果放在老工業區、放在大量的離退休、下崗人員身上，那恐怕也就是小康甚至溫飽水平。在提及采集對象時，筆者又想涉及另一個經濟學術語，即“基尼系數”。據國家發改委的一個報告透露，當前我國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數”已達合理值的上限，達到0.4左右。這個0.4是國際公認的收入分配貧富差距的“警戒線”，再往上走就是“差距偏大”和“高度不平均”。
在恩格爾系數、基尼系數兩相比較、綜合分析的情況下，筆者認為，對“富裕型”的評價，還是慎重、客觀一些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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