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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保山
日前，清華大學廉政建設研究所任建明教授指出，遏制公車私用的出路在職務消費貨幣化，“要規(guī)范職務消費，加快福利待遇貨幣化”。他表示，政府也要相應地改革公務員的工資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車時代”后，中國應該讓絕大多數公務員買得起私車。(據2月15日《中國青年報》)
一條探討遏制公車私用的新聞，不想卻異化為“中國應該讓絕大多數公務員買得起私車”之論調——在某網站以標題《清華教授：中國應讓絕大多數公務員買得起私車》將此放大后(原標題為《遏制公車私用的出路在職務消費貨幣化》)，即刻產生了極大的敏感反應，網友紛紛指責任建明教授為權力階層代言。由此，筆者不得不佩服網絡編輯制標題的“功力”，和驚嘆網友不問是非的群情激昂。
仔細閱讀原文，任教授的觀點大致有幾層意思：“車使用實質上是一種職務消費”，要“規(guī)范職務消費，加快福利待遇貨幣化”。“在公車使用上，各級領導干部應起表率作用，帶頭遵守法律，嚴格要求自己”。任教授的意思很明了——公車不但要改革，而且還要嚴格監(jiān)督領導自駕公車。
壞就壞在任教授的最后一句話，“中國應該讓絕大多數公務員買得起私車”。在公眾對公務員工資福利頗有微辭的大勢環(huán)境下，任教授這句話顯然觸動了公眾敏感的神經。那么，任教授何出此言呢？我們又何以為聽呢？
這恐怕要回到任教授的整個談話中，及當前公車改革的現實狀況來審視。當前公車改革的路徑是公車拍賣和實行“車補”。任建明表示在對公車進行貨幣化改革的時候，政府要同時改革公務員的工資制度，但這不說明改革工資制度就意味著公務員工資的必然增加，而從當前的公車改革狀況看，為此而進行的工資改革主要在于結構上的適當調整。
例如，在先前各地的公車改革中，對公務員實行“車補”，將職務消費明確貨幣化，看似在工資福利的數量上得到了增加，但實際是以調整工資結構變隱性職務消費為顯性“車補”。再例如，一些地方實行“購車提前支付車補”制度，通過一次性大額補貼鼓勵公務員購買私車，這同樣是通過改革工資制度實現公車改革的有利舉措。至于如何改革工資制度，首先要保證在陽光、廉潔的前提下，實行透明化和公開化，特別是對于“車改”而進行的專項工資改革，更要納入嚴密的監(jiān)督體系，謹防借“車改”之名行暗補之實。
值得強調的是，“讓絕大多數公務員買得起私車”并非“車改”目的。同樣是任建明，他在2004年的一次采訪中曾指出，車改是致力于消除公車使用上的不正之風或腐敗現象。很顯然，公務員買得起車是消除公車腐敗現象、順利實現公車改革的有效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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