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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勇
山雨欲來風滿樓。一場事關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正在緊鑼密鼓而有條不紊地進行著：2月10日，國家發改委就業和收入分配司召開了有財政部、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農業部、民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和國資委等中央部委參加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座談會，重點交換了對推進收入制度改革的目標原則、基本思路、主要任務和相關政策措施的意見。
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是必然的舉措。根據官方口徑，反映全國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早在2000年就已經超過了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目前更是接近0.45，并仍有繼續擴大的趨勢。其中城鄉內部、地區之間和部門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更是對社會和諧構成持續增加的壓力。
與此同時，相關重大問題尚待澄清。
理論上說，調節收入分配的手段有兩種。一種主要著力于事后調節和存量調節，另一種則立足于事前調節和增量調節。前者是針對居民收入不平等這一結果，利用財稅手段和政府轉移支付手段將高收入階層的一部分收入轉移給低收入階層。后者則強調起點公平和機會公平的重要性，充分依賴市場機制。顯然，前者僅僅涉及蛋糕如何分配，而后者更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實現分配合理，因而存量和增量的區別明顯。
而當前收入體制改革給人們的整體印象是存量調節，而不是增量調節。比如，我們一再呼吁改革個人所得稅，增收遺產稅，增加向農村地區的轉移支付等等。這些固然可以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起到立竿見影的功效，但是只是治標之策。相反，正是考慮到存量調節會導致經濟增長積極性，一些國家在長期實行遺產稅之后，已經陸續廢除。中國香港是最近的一個例子。
當然，強調增量調節并不否定存量調節的重要性。事實上，兩者的關系應正確理解為一種互補關系，而不是替代關系；只有兩者相互配合，一個合理的分配體制才得以建立。然而，一般來說，發達國家由于市場體制已日臻完善，市場調節過程已經相對合理，而只有結果上的不平等，因而存量調節是主要的。而我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則更多地存在于初次調節上的不合理。
拿城鄉差距來說， 2003年和2004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均超過3.2∶1，處于歷史高位；如果將住房、社會保障等隱性福利考慮在內，中國的城鄉差距無疑是世界之最。對農村居民進行一定的轉移支付雖然是必要而合理的，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一個城市工人的收入是一個農民收入的3倍以上這個事實符合市場機制的原則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說到底，城市工人比農民收入高得多并不是因為工人比農民具有更高的創造GDP的稟賦，而是因為農村勞動力不能享有同等的就業權利。
地區差距和部門差距也是如此。西部居民為什么收入遠遠低于東部沿海居民？原因或許很多，但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是，他們沒有受教育和自由遷移的機會。同樣，壟斷部門的高收入正是源于其壟斷地位。
從這個角度來說，收入分配問題并不像許多人認為的，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問題，相反，在某種程度上，收入差距是市場化不到位的結果。一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就不應囿于存量收入調節，而應該在深化改革加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實現收入分配的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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