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處于動態發展中 關鍵是要經得起評判

　　作者：張曙光

　　最近輿論界有關“否定改革大方向”的爭論唇槍舌劍。回首中國改革近三十年的道路，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關真理標準的大討論，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關“姓資姓社”的大討論，再到去年郎顧之爭和現在的有關“改革不可動搖”大爭論，相隔十幾年總會有一場事關社會命運的大討論。

　　爭論是一種謀求進步的方式。如果就一篇文章或一種觀點認為某某是代表某利益集團說話，顯然太過武斷；可如果動輒以“動搖改革”指責人們對一些領域改革效果的批評也有“文革”遺風之嫌。

　　首先，“改革”本身就是一種動態。我們可以說改革的決心不可動搖，但中國改革本來就是個創舉，迄今為止仍然是在摸著石頭過河。如果說什么具體改革措施是不可動搖的話，這本身就違背了改革精神而成為一種僵化。當年北京禁放鞭炮，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種代表社會進步的改革。這一措施實行10年之后改為“限放”，并沒有什么不好，當然也不是對“改革”的否定。現在爭論最大的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問題，也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國企改革幾十年，從廠長負責制到企業承包制，再到涉及產權制度的股份制改革，改革的側重點在不斷變化，在各個階段都有爭論，不能當人們對產權制度改革產生質疑時，就去指責人們是在“動搖改革”。而當今對

　　其次，“市場化改革”不應該代表改革的全部內容。即使西方經濟學也認為市場有“失靈”的地方，“市場化”不能解決公共產品的問題，“市場化”不能解決環境的問題，“市場化”不能解決社會保障的問題。我們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還要建立各種社會法律制度以輔佐“市場化”。而現在動輒將某觀點冠以“否定市場化改革”的帽子也未免將改革太簡單化了。中國的改革雖然是從經濟領域起步，但實際上是涉及整個社會各個方面的社會綜合變革。客觀地說，目前有些領域的改革是市場化還不夠，存在著行政壟斷、行政干預問題；而有些方面則是過度市場化問題，如醫療、教育等領域；還有些不應進行市場交易的領域引入市場交易，可稱為“泛市場化”問題，如學術領域、權錢交易、賣官買官等等。

　　再有，改革不單單是某些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實行，更重要的是社會協商機制的形成。準確地講，機制并不完全等同于制度。它是社會系統各個部分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人們常說現代社會是“契約的社會”，而契約是協商的結果。一個社會是由不同的階層或集團組成，各個階層或集團都會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國人從最開始普遍的貧窮到目前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肯定會有不同的主張，這是正常的社會現象。問題的關鍵不是誰要“動搖”什么，而是用通過什么方式或程序去“動搖”。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確實非常復雜，任何一項改革措施都難以保證社會各個層面的利益都會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證。但只要是通過公開、公平的機制協商出來的結果，就是“好”的改革。

　　最后要說明的是，改革要經得起評判。中國人是習慣于有結論地思考，做人要“蓋棺論定”，做事要分“是非曲直”。市場經濟在中國曾經被批判了幾十年，但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東西終歸還是要發展起來的。人們對改革的誤解可以通過爭論和社會實踐來消除。我們對于改革的風險，不僅要有“容錯機制”，更要有“容評、容批、容質疑的機制”。我們不可動搖的是建設民主富強中國的決心，至于改革的具體措施和方法都是可提出、可評判、可質疑的。如果硬說什么是不可“動搖”的，那我們反而要打起十二分的小心了。

　　作者為《中國經營報》副總編輯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