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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營造以企業主體進行投入、企業自擔風險和收益的制度環境，謹防出現“政府投入主導的技術創新”
春節剛過，國務院兩個關于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文件發布，使人眼前一亮。文件之一，為2月6日公布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下稱《綱要》)；文件之二，為2月15日公布的《關于實施科技發展綱要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
)。企業自主創新——這一關系國家經濟成功的關鍵性因素被提到如此高度，又迅速落至細則，對業界人士無疑是喜訊。
當前需認真思考兩個基本問題：何謂企業自主創新？自主創新的土壤是什么？
自主創新屬科學技術范疇，因此提及自主創新，很容易使人想到關系國家戰略發展的重大科技攻關項目，例如人們熟悉的“兩彈一星”。中國政府集舉國之力，在應用已知技術攻克尖端項目上屢有建樹，正是可以引為自豪之處。然而，我們理解，這一方面的科技活動，并不是亟待突破的“創新瓶頸”。在當前，談企業的自主創新而且談中國的缺憾和擔憂，當指成千上萬潛藏于經濟活動中的未知技術的發現和發明，是指具有極高商業風險和商業利潤前景的企業經濟創新活動。
這是一些無法由政府規劃和設計的自主創新過程。如果不是市場肯定了微軟，誰也無法塑造出成功的蓋茨；如果不是市場培育了INTERNET，誰也無法制造出網絡雄霸世界的今天。美國的硅谷有3200多家公司，雇傭了200萬人，絕大多數都在做一些尖端的技術。據估算，硅谷公司的價值總和在1萬億美元以上。而“硅谷之魂”，就是不休止的自主創新過程。
中國的眾多企業，無論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現在“拿來”者多，自有核心技術者少；有些企業侵犯“知識產權”官司不斷，有些行業在不斷變更的國際標準面前徘徊。痛定之后也在呼吁自主創新，當然明白自主創新的內涵究竟是什么。盡管中國經過27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已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未來的可持續成長仍有賴于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其中自主創新正是無法回避的重要挑戰。
談及千百萬企業的自主創新而非“兩彈一星”式的尖端攻關，則必須關注推動創新的制度土壤。著名經濟學家波特在其1990年的著作《論國家的比較優勢》中，把創新和發展能力作為一國經濟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并從更深層次上，把完善的經濟制度歸納為確保自主創新的前提。歷史的經驗證明，近現代世界各國的經濟興衰無一例外地與技術創新相關聯，而技術創新優勢的前提是制度優勢。
17世紀英國的宗教改革、自由市場制度和知識生活的市俗化，催生以航海、能源和通信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奠定了英國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世界經濟主導地位；而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宗教狂熱則扼殺了創新。到20世紀前半葉，美國開發出了新型職業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和金融市場制度，在技術創新上迅速超越英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的技術創新競爭實質上是科技制度和產業政策轉型的比較。比如日本的產業政策集中于新材料、軟件、環境和生物等基礎部門，而美國在信息和通信技術領域實行了全面開放、取消許可證管理等非排他性措施，其結果反而是信息產業在美國的持續繁榮。這些經驗，對我國自主創新的借鑒意義是極有價值的。
制度的第一要素是主體。恰如《綱要》和《通知》所明確，自主創新的主體是企業。以此為前提，則應當營造以企業主體進行投入、企業自擔風險和收益的制度環境，謹防出現“政府投入主導的技術創新”。后者導致資源的錯誤配置，已經是計劃經濟數十年血的現實；而由于政府投入的非盈利性特點，更可能使創新成果不具備市場實現意義。
制度的第二要素是激勵，自主創新依賴于有效的市場制度。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是競爭對創新的激勵。同時，良好的市場制度要求完善的產權保護對創新的激勵，知識產權保護是市場運行中的一種規則。中國在這方面目前雖有意愿，實踐中仍是缺漏甚多，在觀念上對“過度保護”的擔憂遠勝保護不足的擔憂。這本身就表明了法治建設的差距。
制度的第三要素是政策，自主創新需要激勵相容的科技創新政策。企業是創新主體，政府具有政策引導的職能。《通知》列示了充分利用稅收、金融支持、教育、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等鼓勵企業實施技術創新的政策主張，值得細細體味。而惟有從制度建設的角度理解政策的實質性含義，明確政府角色和市場角色，才能使政策發揮最大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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