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世界下的中國方向

　　本報評論員　　王梓　主持

　　春節前，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曾為本報撰文指出，目前的世界經濟正處于一種“刀刃上的平衡”狀態：如果出現房地產泡沫破滅、石油危機，世界經濟可能無法維持，美元可能會大幅度貶值。一旦美元大幅度貶值，中國等高度依賴外需的一些東亞國家，將會受到極大的沖擊。有著8189億巨額外匯儲備的中國會面臨外匯資產的嚴重

縮水，隨之而來的可能是出口速度暴跌、失業增長等等。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概率不高的可能。也就在這種可能狀態下，中國經濟因為其迅速崛起而備受矚目。

　　2005年底，我國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結果公布，2004年GDP現價總量為159878億元，比快報核算數增多2.3萬億元，增加16.8%。第三產業增加值為65018億元，比快報核算數增加21297億元，占GDP的比重由31.9%上升到40.7%。而在GDP總量多出的2.3萬億元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增加2.13萬億元，占93%。中國的GDP總量由此躍居世界第四位，這顯然又增加了中國經濟的砝碼，甚至有國際媒體稱，目前中國的實際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已經躍居世界第二，而這種夸張的判斷又與經濟“責任”密切相關。

　　美國的一些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認為，全球經濟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匯率造成的，而人民幣低估、美元高估是造成國際經濟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他們卻對這樣的事實視而不見：美國內部的結構問題特別是美國儲蓄和投資的失衡，對全球經濟的整體失衡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當然，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過高、內需不足等結構性問題，也不能因為美國經濟的結構失衡而回避討論和反思。我國同樣面臨失衡的挑戰，無論“五個統籌”還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可謂應對失衡的良方。構建和諧社會不能忽視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間的平衡，更不能忽視我國經濟自身的平衡。

　　2006年2月11日下午，“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四次報告會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萬眾樓舉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兼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易綱，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許憲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宋國青、盧鋒等嘉賓進行演講，深入分析了當前世界經濟的失衡、中國宏觀經濟的現狀和對策。會后，本報對討論進行了再次整理并邀請相關嘉賓審核，是為21世紀北京論壇第74期。

　　應對“失衡”

　　易綱：我在很久以前就說中國的GDP被低估了，而且低估了20%左右，被低估的部分中90%可能是第三產業。我國改革開放以來CPI一共有5個高峰，低谷有一個。這就是說，一共有5次反通脹，1次反通縮——CPI在0或者是0以下就是通縮。如果說，有一個變量對中國經濟波動和振蕩解釋得非常清楚，那就是真實利率，即便在計劃經濟當中利率也是起作用的。在GDP的數字調整以后，M2占GDP的比例從1.9%變到1.6%，看上去要比過去更加理性化。大家都期待著我們儲蓄占GDP的比重有巨大的改善，其實改善得很小。我們一直都希望消費占GDP的比例高一點，這次經濟普查后有這么大比例的服務業加入GDP，說明消費率在GDP的比重確實在我們的期望方向上高了一點，但改善只是一點點。

　　我國經濟比較大的不平衡是國際收支的不平衡,而國際收支失衡在去年主要表現為貿易失衡。中國對美國、對歐洲有巨大順差，但對日本、韓國、臺灣省、東盟十國有較大逆差。這種貿易上的不平衡反映了全球化，反映了國際分工，也反映了世界經濟的一個新格局，即中國從鄰國那里進口原配件產生逆差，加工后出口到美、歐形成順差。在這種格局中，一方面中國賺的錢比較少，創造的增加值比較低；另一方面中國作為最終產地也承受美國和歐洲的很大壓力，反傾銷等問題的焦點也都集中在中國。盡管中國有順差也有逆差，但總體來說在去年有1000多億美元貿易上的順差，外匯儲備增加也比較快。2005年底中國有8189億美元外匯儲備，只比日本差99億美元，中國不久可能要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好事，同時也是挑戰。

　　化解

　　易綱：中國的一年期央票利率與一年期美元LIBOR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利率。2005年1月份，兩個利率相等，在此之后，一年期美元LIBOR已經高于一年期央票利率。2005年3月17日，央行降低超額準備金利率，從1.62%降到0.99%，此后利差就變得比較大。現在一年期美元LIBOR(the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已接近5%，而央行一年期票據的利率在1.8%左右，也就是說人民幣跟美元的利差超過3%。這個利差和我剛才說的不平衡是什么關系呢？就是這個利差為中國穩定匯率、為不平衡的調整創造了一個比較好的時間窗口和一個比較好的條件。根據利率平價理論，預期的匯率變化百分比應當等于兩國利率之差。也就是說，如果美元利率比人民幣利率高3%，而人民幣升值幅度在3%或3%以內，那么從套利的角度說，攻擊人民幣就無利可圖。根據美國最近的數據，美國產能利用率還在提高，美國經濟還是相當強勁。格林斯潘在任期結束時又加了一次息即第14次加息。現在的聯邦基金利率是4.5%。人們認為再加一次即加到4.75%的概率在80%以上，甚至還有人預測可能還要再加一次息。這樣一個時間窗口和利差窗口，實際上是為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提供了一個時機。

　　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現在確實受到很大的挑戰，但是總體上來說我們的利率和美元利率就不一樣，我國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我們的匯率有一點浮動，但還是相當的穩定。另外，中國的資本流動有相當大的自由，從中國大陸到香港掙錢或者是從香港到中國大陸賺錢相當便利。實際上，和國外的貨幣當局比起來，我國還多了半個獨立工具，也就是我國的利率在市場化，但是我們利率還沒有完全市場化，現在貨幣當局還可以控制貸款利率的下限和存款利率的上限，就讓我國調控多了一個自由度。

　　現在對于全球經濟失衡有三種流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目前的情況，中國大順差和美國大逆差同時存在，亞洲中央銀行資金流向美國這樣一個不平衡的狀態是市場的選擇，因此是可以持續下去的，這種觀點是少數人的觀點，不是很受歡迎；第二種觀點是對著中國來的，認為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一些宏觀政策，是失衡的原因，所以要求中國和亞洲國家調整宏觀政策，這個觀點是比較流行的；第三個觀點就是我們要指出的，目前的不平衡主要是美國的雙赤字和亞洲的高儲蓄，所以美國調整的必要性是最大的，其他國家的調整只能是美國調整的一個補充，也就是說這個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顯然這三種意見的政策含義是不一樣的。

　　有人分析了全球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也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認為，如果美國對雙赤字熟視無睹，不采取行動，就有加快硬著陸的可能性；第二種認為，如果人民幣過快的升值，并且中國的貨幣當局主動調整外匯儲備資產的結構，帶來美元預期巨大的振動和市場巨大的波動，會加速市場動蕩，導致硬著陸，這是大家擔心的一個問題；第三種可能性就是，亞洲新興國家跟風減少美元資產的需求，造成市場恐慌和市場經濟的緊縮。

　　我個人認為，當前全球經濟的失衡主要是市場力量自愿選擇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互利的。它可以持續到一定程度，但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第二點結論是，這樣一個失衡必須引起重視，全球主要經濟體必須從現在就開始進行政策調整，但是調整過程一定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第三個結論就是要關注硬著陸的風險，但是硬著陸可能性不大。最后，國際經濟失衡是很多基本面的失衡，而匯率調整對于調整這種巨大失衡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所以不能夠把希望寄托在匯率調整上，或者是主要寄托在匯率調整上。比如說美國儲蓄率低、中國儲蓄率高是一個特別大的基本面的事實。通過調整人民幣的匯率來增加美國的儲蓄率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通過匯率調整來大幅度降低中國儲蓄率，不能把這種大的經濟基本面的失衡寄托在某一個名義變量的調整上。當然匯率調整還是應當值得我們重視的，這種調整會是一個漸進的、平穩的過程，并且會朝著我們預期的方向進行。

　　經濟普查：變化、解讀及應用

　　許憲春：從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國家統計局陸續發布了經濟普查年度GDP數據和以此為基礎修訂的GDP歷史數據，這在國內外尤其是經濟界引起了很大反響。我這里就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的變化情況做一簡要介紹。

　　首先是資料來源的變化：這也是經濟普查年度GDP數據變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資料來源的變化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企業財務統計資料。常規統計對于某些企業提供不了財務統計資料，這些企業包括資質以外的建筑業企業，限額以下批發零售餐飲業企業，以及其他類型服務業企業，比如商務服務、租賃服務、計算機服務等。經濟普查根據這些企業設置的財務狀況調查表和經營狀況調查表，提供了財務統計資料。第二，個體經營戶資料。這次經濟普查對未經過工商登記的個體經營戶也進行了調查，包括從事批發、零售、餐飲、建筑等行業的個體經營戶，提供了相應的經營資料。第三，與企業主營業務活動不同的附屬產業活動單位資料，有很多批發零售企業、建筑企業，很可能從事一部分單獨的工業活動，常規統計調查中不包括這部分活動。

　　第二方面是計算方法的變化，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經濟普查針對常規統計缺乏統計資料的企業，個體經營戶和附屬產業活動單位進行了調查，GDP核算設計了相應的計算方法；第二是在經濟普查年度同時采用了生產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種計算方法。

　　第三方面是核算范圍的變化：首先是利用經濟普查資料拓寬核算范圍，比如包括了與企業主業活動不同的附屬產業活動單位的活動以及沒有經過工商管理登記的個體經營戶的活動；其次是利用住戶調查資料把居民住戶出租的住房服務及家政服務納入到GDP核算范圍。

　　第四方面是某些具體問題處理方法的變化。例如，常規年度GDP核算把居民儲蓄利息作為金融業增加值處理，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把居民儲蓄利息作為創造相應價值的產業部門的增加值處理；常規年度GDP核算沒有明確規定計算機軟件支出的處理方法，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按照最新國際標準的建議，把計算機軟件支出作為固定資本形成處理。此外，城鄉居民自有住房折舊率也進行了調整。

　　上述四個方面的變化是導致GDP數據變化的重要原因。其中資料來源的變化是導致GDP數據變化的主要原因，在GDP的總量變化中，約90%是由于資料來源的變化引起的，約10%是非資料來源變化的因素引起的。

　　第五方面是分類的變化：常規年度GDP核算的產業部門只有26個類別，而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的產業部門細化為94個類別；支出項目也進行了細化，包括對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分類的細化，對貨物和服務進出口的分類進行細化等。

　　第六方面是GDP數據的變化：首先，GDP總量提高16.8%，第三產業增加值提高48.7%，整個GDP增加額中93%是來自第三產業。第二，結構發生變化，特別是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原來31.9%提高到40.7%，提高了8.8個百分點。

　　第七方面，GDP數據的使用：十五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的評價，2005年及以后年度的GDP核算，十一五時期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制定都將以經濟普查年度的GDP數據為依據。所以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數據非常重要，它將影響一系列的宏觀經濟分析結果和規劃及政策的制定。

　　第八個方面，給大家介紹一下GDP數據變化的廣泛影響。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經濟增長方式沒有發生根本改變，許多重要資源消耗占GDP的比重仍然很高；第二，服務業發展水平的判斷沒有大的改變，像印度、孟加拉、哈薩克斯坦等國家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比我國經濟普查后的相應比重高10多個百分點。第三是關于最終消費和資本形成總額比例關系的判斷。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表明，在最終消費上升的同時，存貨變動也增加了，抵消了一部分最終消費上升的比例。此外，聯合國計算各國的會費是用連續6年的GDP和人均GDP計算的，經濟普查年度GDP數據上調后，中國有可能承擔更多的聯合國會費。

　　第九方面，關于經濟普查年度GDP核算方案。為了搞好經濟普查年度的GDP核算，我們制定了具體詳細的核算方案，規范了GDP核算的資料來源和計算方法，避免不同的人計算不同的行業采用不同的方法，避免地區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GDP數據缺乏可比性；增加了GDP核算的透明度。

　　第十，歷史數據的修訂。經濟普查年度的GDP數據變了，以前年度的GDP數據如果不做相應的調整，兩者之間就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我們對GDP歷史數據進行了修訂。修訂的范圍，包括年度生產核算，季度生產核算和年度使用核算，年度和季度生產核算修訂到1993年，使用核算初步打算修訂到1978年。歷史數據修訂方法采取趨勢離差法。為完善常規統計資料，避免GDP數據大起大落，國家統計局正在著手完善基礎統計工作，如建立服務企業和個體抽樣調查制度，與有關部門合作完善部門服務業統計，等等。

　　最后，要制定一個非經濟普查年度的GDP核算方案。歷史數據的修訂只是為了保證以往年度的GDP數據和經濟普查年度的GDP數據之間的可比性；為保證以后年度的GDP數據和經濟普查年度的GDP數據之間的可比性，需要制定非經濟普查年度的GDO核算方案，確定非經濟普查年度GDP的核算范圍和分類，資料來源和計算方法，規范國家和地區GDP核算，保證非普查年度地區和國家GDP數據之間的可比性，并提高透明度。目前，中國的統計同國際統計還存在一定的區別，比如說中國的投資包括一個專業統計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另一個是GDP核算中的資本形成額，而固定資產投資額與國際上的投資指標是不可比的，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固定投資額包括土地投資額，而資本形成額不包括土地投資額，所以要從專業統計中的固定資產投資額過渡到GDP核算中的資本形成額需要做若干方面的調整。

　　增加的經濟普查數據中，所謂地下經濟這一部分，坦率地講，估算難度非常大。各個國家都有地下經濟，許多國家也對這個問題做過研究，比如OECD曾經提供過數據，說俄羅斯未觀測經濟占GDP的比重在25%左右，有人認為可能還要大，意大利在16%左右，在澳大利亞在3%左右。意大利做得比較好，它首先推算出從事地下經濟的人口數，然后按照單位人口創造的增加值來推算地下經濟總量。這里面所說的未觀測經濟其實不僅僅包括地下經濟，還包括非法經濟、非正規經濟等。

　　在中國也有一些人對地下經濟做過猜測，但缺乏全面系統深入的統計研究。我們不知道中國的地下經濟有多少。任何一個國家對地下經濟進行測算都不容易，尤其是中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法制又不健全，大家都感覺到地下經濟是存在的，甚至不一定很小，但是暫時還無法獲得相應數據。

　　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估測

　　盧鋒：如果把發展中國家經濟追趕看成是人均收入和產業結構朝發達國家逼近的一個收斂過程，那么勞動生產率相對發達國家的持續增長實際上既是經濟追趕的必要條件，也是充分條件。勞動生產率在持續追趕中有一個特點，就是不同部門的追趕速度不同。通常情況下，可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的追趕比較快，而不可貿易品部門勞動生產率追趕比較慢。在過去二十年中，最發達的七個國家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大概是3%，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1%。但是當代經濟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服務業出現了大量生產型的、B2B的、中間型的服務活動，因而可能有不同于傳統時代的經濟屬性。

　　經濟普查數據有兩個指標跟勞動生產率有關系：第二、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和第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經濟普查對這兩個數據都做了重要的調整，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第二產業GDP的調整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其次，第三產業GDP的調整非常大。經濟普查后2004年第三產業名義GDP為65018億元，比原來統計年鑒上的43721億元增加21297億元，上調幅度48.71%；調整后年均增長率17.76%，比原來13.93%提高3.8個百分點。不過，第三產業名義GDP的調整中有很大一塊來自通縮指數的調整。根據統計年鑒上和經濟普查所公布的名義GDP和實際增長率，可以算出每個部門的通縮指數。與運用統計年鑒數據得出的結果相比，經濟普查后第三產業2004年相對1992年隱含通縮指數(implicit deflator)從178升為226(年均值從4.92%升到7.03%)，上調幅度為26.97%。相比之下，經濟普查后第三產業實際增加值調高了17.2%。這17.2%和通縮指數變化27%相乘大致等于名義增加值變化。最后看一看經濟普查后就業人數的變化。根據經濟普查前的統計年鑒數據，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合計將近等于四億，而經濟普查公報中的對應數字是三億出頭，調減了9000多萬人口。就業人數調減主要發生在第三產業，該部門調減了7592萬。假定就業人數歷史趨勢的相對變化是相同的，通過計算統計年鑒上各年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增長率，再根據2004年經濟普查公報中的第二、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就可以計算出以前年度的和經濟普查就業人數口徑一致的數據。

　　經濟普查后GDP調整了、就業人數調整了，那么就可以對兩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做出三種估計。第一種估計不考慮普查因素，仍然使用原來的統計年鑒數據；第二種估計使用經濟普查得出的增加值和統計年鑒的就業人數；在最后一種估計中，增加值和就業人數都用普查數據。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三種估計分別為10667元、12504和18661元(1992年價)。

　　怎么解讀三種估計結果，怎么選擇估計數呢？我的初步想法是，增加值的調整應是可信的改進，然而就業數調整存在一些疑問。第一，如果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的普查數據是對的，那么跟歷史時期比較就發現它甚至比1994年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還要略微低一點。第二，如果接受普查的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并且大體接受現在對城鎮地區失業率的估計，那么農村勞動力在過去十年中反而增加了7000多萬。最后，如果普查數據正確，農村勞動力也是對的，那么城鎮失業率可能需要大幅上調到20%-40%。

　　解答上述疑問還需要等待系統公布經濟普查結果，詳細考察不同就業指標定義內涵關系，對有關問題進行專題研究。也可以考慮普查結果低估第二、三產業就業人數的可能性。以下幾點因素可能導致低估。第一、媒體報道和統計局有關官員提到，普查數據是單位上報數據，而統計年鑒常規報告的就業數據來源是住戶調查。服務業有很多臨時的擺攤設點、家政保姆等，可能被住戶調查調查到，但因為沒有單位而反映不到單位就業人數中。其次，上報單位可能由于一些客觀原因，尚對自己雇傭人數掌握不夠。最后一個可能是即使知道準確的就業人數，但因為雇傭關系不規范、勞保待遇不到位等因素也可能傾向于壓低上報的就業數據。由于這類誤差并不具有隨機性，因而可能對就業數產生低估影響。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間，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比改革初期大概增長了6倍和3倍，顯著高于發達國家。在不同時段，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增長是不一樣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增長比較平穩；制造業勞動生產率的相對增長在80年代反而是下降的，但是在9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顯著提高，所以勞動生產率追趕有一個加速的趨勢。盡管勞動生產率有成倍增長，但是中國2003年制造業和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僅大約分別相當于美國的8.8%和6.5%，估計現在與發達國家仍存在十倍上下差距。勞動生產率巨大落差為中國經濟未來持續高速增長提供了一項最重要的客觀可能性條件。

　　許憲春：盧老師提到，經濟普查之后服務業增加值增加了，GDP的價格指數也上升了，這是什么原因？在對數據進行修訂的時候，我們對服務業的價格變動進行過研究。我們發現，服務業發展得比較快，它的價格增長得也比較快。在經濟普查之前，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較低；經濟普查之后，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有了較大幅度的上升。這就是說，一個價格上升幅度較大的部分的比重上升了，從而會導致GDP的價格指數上升。

　　誰來控制內需？

　　宋國青：對2006年中國宏觀經濟進行預測，將是一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因為預測結果和去年數據差不多，有點像“傻瓜預測”。而在2004年底和2005年初預測2005年指標時，則與現在預測2006年有很大不同。當時絕大部分有關2005年通貨膨脹率預測結果具有“說三道四”特點，即預測CPI增長3%-4%。但是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畢業的幾個學生對CPI提出的個人獨立預測結果，都是增長一點幾個百分點，與我預測的1.8%很接近，最終與實際經濟表現很接近。這不只是說明預測有好有壞，而是說去年經濟波動比較大，導致預測差別很大。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經濟波動比過去小了，漸漸趨于穩定。2006年本身一些因素，也決定了中國經濟可能相當平穩，沒有太大的波動和意外。

　　與國內的情況比較起來，國外的情況很值得關注。觀察一下最近幾個月的國際金屬價格指數和工業原材料價格指數，從去年11月到現在，兩個價格都在暴漲。根據CRB金屬價格指數，2005年前十個月平平淡淡，5、6月份還稍微跌了一點，11月份開始上漲。11月中旬還發生了一個插曲，國儲局拋售了幾萬噸儲備銅，當時的本意是為了平抑銅價，但此后銅價仍然在漲。當時銅價是4000美元左右，前幾天一直在5000美元左右，總的來說銅價漲得很厲害。工業原材料價格和金屬價格的變化趨勢類似。價格的變化可能有基金操縱市場的原因，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國際經濟確實發生了一些變化。基金操縱和國際經濟基本面兩個方面的變化，到底哪個是主要的，分別能解釋多少波動，這是需要研究的。

　　具體看一下五個國家包括中國、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的工業生產情況，其中中國數據只包括規模以上工業，美國、德國、韓國、日本則包括了全部工業。粗略來看，全球工業生產在2005年保持了比較強的增長勢頭，而中國的漲幅又比其他四國高得多。美國總體增長平穩，年中由于刮臺風出現一段下降，后來10月、11月很快恢復。德國增長比美國快一些，盡管前兩個月和12月份稍有降低，但是無關大局。日本到2005年年初為止，已經持續了整整五年的零增長，而2005年9月到12月開始猛漲，最后2個月的增長率跟中國相當，如果折合成年增長率是16%。韓國增長得也很迅速，美國、德國、日本三家以及所有其他OECD的發達國家，在過去6年當中，工業共增長8%-10%，韓國一個月之內就增長了百分之四點幾，11月份上漲得更是迅速，盡管小國經濟波動會大一點，但是韓國經濟猛漲也是實際情況。解釋韓國和日本2005年的迅速增長，能想到的因素就是匯率，匯率一發生變化，工業生產就發生變化，所以匯率變化的影響還是很大的。

　　匯率變化引起了世界經濟結構發生調整。美元對其它貨幣加權平均匯率，在2005年以前的三年一直在貶值，2005年初開始升值，年底又貶值了一點，總的來說，2005年美元是升值的。再看日元，2002年、2003年開始升值，2004年年底又開始貶值，跌了大約15%。對比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和日元出口額，盡管按美元計算的日本出口沒有多少增長，甚至還有所下降，但是，以日元計算的日本出口額在2004年底、2005年初大幅度上升，因為日元對美元貶值了百分之十幾。

　　這是匯率變化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再來看匯率對中國出口的影響。2005年按美元計算的中國出口額，全年增長很高，貿易順差很大，但是增長主要發生在2004年年底和2005年年初，2005年內一路下跌，現在下降得很厲害。參照一下

　　幾年以前，甚至一年多以前有“人民幣升值是一場災難”的說法，雖然從遠期來講還不足以完全證偽這種觀點，但至少從簡單的指標來看，目前經濟情況是很平穩的。日元貶值帶來日本經濟大大增強，歐元升值使得歐元區經濟總體來說稍微強了一些，而人民幣升值和美元升值沒有對經濟造成危害。這樣看來，貨幣貶值能推動真實經濟，貨幣升值不影響真實經濟，那么最好辦法就是匯率天天變動，互相交替升值。這個推理是否正確呢？匯率調整對真實經濟到底有什么影響？

　　對于一個總需求已經正常，生產能力正常發揮的經濟，貨幣升值對經濟稍微有一點影響，主要是結構方面或者其他方面，這是大部分國家的情況；但是對于一個總需求嚴重不足、疲軟的經濟，如果有一點刺激，經濟一下就強起來，中國2002年情況就是這樣，出口受到刺激，經濟就得到恢復了。所以，通過匯率貶值刺激總需求，在需求不足和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是有用的，如果需求本來是正常的，再通過總需求刺激擴大內需，就會導致通貨膨脹，接下來就需要進行宏觀調控。現在的日本可能相當于中國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的情況，經濟是在上升，但離過熱還比較遠；韓國基本算得上過熱了，1月份的增長率已經達到百分之四點幾，雖然上個星期通過加息來調節，不過加的很少。

　　就內需和外需的關系而言，如果擴張內需有嚴重障礙，那么擴大一點外需就能把總需求拉起來；如果內需能夠收放自如，一旦外需膨脹，就控制總需求，所以內需和外需可以起到互相彌補的作用。這是中國去年到今年的情況，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變弱，同時貨幣供給主動增加，從而增加了內需，總的結果是，整個經濟相當平穩，外需下降的同時內需彌補上去了(主要是投資內需)。美國也差不多是這樣的情況，匯率對整個需求沒有太大的影響。而日本在內需疲軟和生產水平偏低的情況下，貶值引起出口和總需求擴張以及生產水平提高，同時也改善內需，可能會擺脫長期低迷局面。小結一下，匯率變化對出口的影響是直接的，但對總需求和實際生產可以有也可以沒有影響。

　　結論就是，第一，全球經濟強勁增長的趨勢還要維持一段時間。韓國增長得很快，但通貨膨脹已經很高，這時無論被動還是主動，都要對經濟加以控制，要繼續加息。日本還沒有達到正常增長率，也許接近了，但至少離過熱還很遠，還可以繼續增長一段時間。因為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的跡象，不加息也是可以的。日本的經濟規模比較大，因而對世界經濟影響較大。考慮日本、韓國強勁增長的勢頭，全球經濟增長就不只是短期現象，也許會持續半年或一年等較長一段時期。

　　其次，2006年中國經濟平平淡淡，2006年出口增速下降，外需會稍微弱一點；內需(主要是投資)會上去一點，按照央行現在的水平，只要看到通貨膨脹率早早去控制，并注意國際上的變化，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是沒有什么問題的。2006年的順差、經濟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率將與上年持平。

　　第三，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問題。去年以來，美國一直要求中國擴大內需，中國和日本內需擴大了，結果是金屬材料價格猛漲，對于原料進口國來說，這是很難承受的，因此日本等亞洲國家的國際收支不平衡情況變得非常快。200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比2004年增長好幾倍，從300多億增加到1000多億，從現在的情況來預測，2006年順差可能就是零增長，2007年也許會下降，爭論已久的貿易順差猛增的勢頭基本已經過去了。新的情況是，短期內原材料價格猛漲，

　　最后，根據利率平價，人民幣有升值的預期，人民幣利率應該比美元利率低。對于人民幣匯率，不知剛才易老師的話是否意味著升值3%。也許暗示大家人民幣今年將升值2%到3%。匯率升值之后，只要能通過利率扯平，套利的問題也就解決了。但這里面隱含一個問題，如果把匯率隨便定在一個非常歪曲的方向上，通過利率來保匯率，怎么樣？回答這個問題，就要考慮，整個宏觀經濟有很多方面的平衡，除了匯率、利率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平衡是真實的投資報酬率和銀行貸款利率、存款利率要平衡，不平衡就會出問題。如果通過利率保匯率，那么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來臨之后下一步又將如何進行宏觀調控，是行政調控，是提高利息，還是控制土地？這說明匯率不調整終究是個問題，利率本來是用來調控通貨膨脹的，而不是用來保匯率的，所以把匯率放在一邊，用利率同時保匯率和通貨膨脹是不可能的，調控手段和目標的數目至少要一樣多。不過今年上半年調整匯率問題還不是很重要，下半年可能會比較明顯。短期內還有一個控制銀行貸款的問題，按照現在的宏觀經濟情況和利率水平，實際上的貸款需求非常高，如果不是對貸款進行控制而是放開貸款，那么銀行貸款會很多。控制銀行貸款不是長遠之策，這個問題也需要考慮。

　　(實習生何征、喻平、劉穎婷參與整理，宋國青部分未經審核，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唐杰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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