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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安陽市趙志疆
清華大學廉政建設研究所任建明教授指出，“公車使用實質上是一種職務消費”。任建明表示，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公車濫用現象，就要對公車進行貨幣化改革。在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車的同時，政府也要相應地改革公務員的工資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車時代”后，中國應該讓絕大多數公務員買得起私車。(《中國青年報》2月15日報道)
任建明教授此番話很容易給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因為中國很多公務員還買不起私車，所以他們才會濫用公車，因此要讓他們都能夠買得起私車。這樣的觀點其實并不新穎，早在公車改革之初，類似“高薪養廉”之類的話題就屢屢被人提及。與任教授的境遇相仿，這些論調也都招致了公眾輿論的一致抨擊。
實事求是地說，只要“高薪”確實能夠“養廉”，對公務員這樣一個特殊職業予以特殊的薪酬，應該是可以被理解和接納的。但是“高薪養廉”這個命題一直飽受爭議的原因就在于，相當一部分人都在謹慎地懷疑，“高薪”是否真能“養廉”？事實上，豪貪巨蠹人們見過不少，但很少看到有哪一個是因為家境貧寒而走上犯罪道路的，與此相反，倒是因為財富的積累而變得更加欲壑難填。人的欲望是沒有盡頭的，離開了制度的約束，寄希望于“高薪”就能“養廉”，確實殊為不易。從這種角度來看，以“高薪養廉”購買私車來堵塞公車私用的理想，一樣很難得以實現。
防止公車私用是公車改革的主要目的之一，貨幣化改革只是為了補貼公務人員的職務消費，與公務員是否買得起私車并無必然聯系。如果硬要把提高公務員工資作為貨幣化改革的一種“配套設施”的話，難免會讓人懷疑，這樣的改革是不是又在為公務員變相謀取著福利？不濫用公車謀一己之私，這是公務人員行使公共權力的一種最基本的要求，為什么要假公共財政之手予以額外的獎勵？
公務員購買私車不是問題，問題是購車款不應該來源于不濫用公車的獎勵；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也不是問題，問題是這樣的工資改革不應該脫離當前的整個社會大環境。如果真的到了所謂“汽車時代”，我想問的是，能夠買得起私車的普通老百姓究竟能有幾人？在公車濫用依然無法得到有效控制的背景之下，如果“汽車時代”縱橫馳騁的都是公務人員的私車，這恐怕是比公車濫用本身更加容易引起不良社會影響的現象。這難道不是逼著老百姓在“仇富”之余，還要去“仇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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