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向溫州的溫言與冷語

　　人們并未從道德維度出發過多苛責“溫州炒×團”，因為今天的社會對資本的本性有了更多的理解與寬容。但同樣出于這種理解，溫州經濟的前景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冷評

　　文/張 銳

　　英雄不問來處。財氣四溢的溫州人對于他們的過去總有一種欲言又止的復雜感情。曾

幾何時，當溫州商人將一雙雙“假皮鞋”、“假皮包”玩命地拋向市場時，“每個毛細孔都滴著骯臟東西”的溫州資本的猙獰面目也大白于天下。在社會的凌厲詰問與拷打之中，溫州人開始痛苦的反思與糾錯，并以自己誠信的品質、優質的產品換回了良好的輿論口碑。如同中國市場之大可以包容八方產品一樣，而后溫州資本也受到了全國各地爭先恐后的接納。資料表明，目前溫州人在全國各地投資達1800多億元，創辦的工業企業有18000多家，創造的GDP高達800多億。溫州資本在盡情收獲的同時，也以自己的強大身軀和真實力量拉動著異地經濟的一路快走。

　　關于“炒”的道德與制度評價

　　然而，當浩浩蕩蕩的“炒房團”開進全國大中城市并引起當地

　　溫州人至今對輿論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炒”字耿耿于懷，甚至諱莫如深。在他們看來，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用自己手中的錢投資資源和要素市場是一種十分合理的正當行為。因此，說溫州資本故意炒作市場是對其的一種誤解。

　　的確，溫商在中國是最為市場化的一個群體，資本的基本規律是向最能產生效益的地方流轉，從這一點上說，溫州資本的投資行為無可厚非。然而，經濟人對于自身利益的過分關注與追求并極有可能導致“外部不經濟”和“非帕累托現象”早已經成為經濟學詬病的核心話題，并在實踐中為各國政府所不允。不錯，資本的天然本性就是逐利，但正是由于這種特征才決定了它不可能以道德的溫良取悅于社會。溫州人可以盡情地尋找和發揮資本的增值渠道，但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個體的非理性導致集體的非理性”，從這一角度審視，如果任由以投機為目的的“熱錢”在市場上狼奔豕突，其勢必造成的經濟惡果可能要社會為之埋單。

　　理論上的推演需要客觀事實的支撐，溫州資本也必須正視公眾的聲音和接受社會的評判。以“炒房”為例，從溫州市政府率先出臺征收高達20%的消費稅政策以限制購買第二套住房，到這一政策如今為廣州、上海等地方政府所復制，及至宏觀層面通過“國八條”、提高房貸利率等舉措控制房市投機和炒作，溫州人不能不對手中的資本進行重新掂量。

　　對于溫州的一般投資者而言，認識到個體與社會、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的統一也許需要假以時日，然而，當“溫州‘炒煤團’都是哭著離開山西”的最新報道跳入江浙的學者與決策者面前時，他們在情感上所受到的煎熬恐怕也并不輕松。

　　否定媒體給溫州人標上的“炒煤團”符號，從浙江省的最高層到溫州的經濟學者保持了驚人的一致。

　　溫州本地十分有名的經濟學教授馬津龍認為，民間資本進入煤炭等國有壟斷行業，本身就是一個進步，其意義不在資本獲利與否，而是告訴人們，這些領域的民資進入門檻并非高不可攀。由浙江省政府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與浙江省相關能源部門、溫州市政府協作辦專門組成的赴山西調查組所形成的名為《關于溫州人投資山西煤炭產業情況的調查報告》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從培育比較健全的煤炭供應結構角度看，溫州人的投資行為證明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在解決中國能源供應問題方面，完全可以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值得煤炭等能源行業管理高層研究、探討”，因此溫州人“炒煤”的提法是不合適的。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也在公開場合表示，資本跨區域流動形成的所謂“炒風”，其實是“一種能夠實現雙贏的舉動”。習近平稱，廣大浙商在“跳出浙江、發展浙江”中，不僅為國家統籌區域發展以及所在地經濟作出了貢獻，而且延伸了浙江的產業鏈，推動了浙江產業的梯度轉移，“促進了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其為溫州資本打氣和正名的導向昭然若揭。

　　實際上，導致諸多力量在“炒煤”問題上認識差別的結果在于各自的最終指向不同。媒體所關注的是煤炭市場價格上升的結果，溫州經濟學者強調的是民間資本的制度變革性作用，地方政府著重描述的是經濟效益，而國家宏觀層面則十分注重煤炭資源開發的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平心而論，如同將商品房價格的上漲歸咎于“溫州炒房團”一樣，視近兩年煤炭價格的上漲為溫州資本“炒作”的結果則有失公正。畢竟當前的煤炭市場與房產市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市場結構。在商品房市場，供給相對于需求而言明顯過剩(全國商品房空置率達8%、局部地區達20%就是明證)，在這種情況下，房產價格的上漲肯定帶有人為的炒作因素。但是，我國的煤炭資源需求卻存在著供給嚴重不足的剛性約束，這種市場生態必然導致其價格的上揚。當然，我們還須指出，煤炭行業從來都不是資本的獨立游戲,因此對于“外部性”十分強烈的煤炭資源開發，顯然不能只從經濟效益的角度作出評估，而應該從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等方面進行綜合性考量。

　　全面地分析，成長中的溫州資本也許并沒有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完美，因此投入到它身上的各種評判就再正常不過了。而正是在社會力量對其作出褒和貶、抑與揚的認知中，溫州資本也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應有位置。

　　關于“危機”的一種分析

　　在

　　作為2006年外界拋向溫州資本的第一個“蘋果”，北京產權交易所在日前攜帶著180多個北京市國企招股項目到溫州的熱情推介讓當地的民間資本怦然心動，同時客觀上也給剛剛遭遇炒房不利、炒煤受困的溫州資本打開了一扇亮窗。在許多溫州投資者看來，通過產權運作進入實業可能是溫州資本的“最后晚餐”。包括中馳財團和溫州最大的汽配企業冠盛汽配公司在內的100多家溫州企業正在摩拳擦掌，并準備近期進京考察。

　　溫州資本熱心北上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并不只是資本跨區域轉移的簡單意義，在某種程度是溫州資本趨向成熟——放棄了從前的盲動與沖動，更多接受政府以及社會力量引導的標志。如果能夠在實業領域踏實運作，溫州資本可能實現第二次騰飛。但是換一個角度，溫州資本的跨界流動又會呈現另外一些意義。

　　從理論上說，資本跨界流動對于流入地而言，可能會產生資本的“洼地效應”(資本流入越多，越能改善經濟環境并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但對于流出地而言，如果資本大規模的外遷，就會形成資本“空洞化”現象，最終削弱經濟成長的原始力量。因此，如果借助以上關于大量溫州企業將北上的背景烘托，溫州資本已經存在的“外逃”跡象就被進一步放大。

　　相關調查資料顯示，溫州目前的外遷企業僅“有名有姓”的就有1000多家，整體外遷的企業就有250家左右。涉及的行業有低壓電器、針織、服裝、燈具等，擴張地主要有上海、廣東、北京、山東等省市和西部地區。外遷的溫州企業中，其中不乏知名企業，如溫州低壓電器行業的三巨頭——正泰、德力西、天正，溫州休閑服業的代表美特斯·邦威公司、泵閥業的龍頭凱泉集團、人本集團等。業內人士測算，眼下溫州至少有上千億元民間資金流向外地。

　　資本如泄洪般的外移一方面導致了人們對“溫州模式”的重新思考，同時也引發了社會對溫州企業本土生存環境的審視。盡管溫州的決策層并不承認當地資本的流出是“外逃”而是“外擴”，但有一點值得思考，在過去20年，溫州經常能看到外地政府部門組團來招商，但溫州吸引的外資只有6億美元，而且到目前為止，溫州還沒有一家真正意義的外資企業。

　　當然，我們完全相信發端于本土的溫州企業暫且可以支撐起溫州經濟的大盤，但人們不禁要問，如果在資本大量流失且一旦出現外部經濟成分補充不足的情況，溫州還能持續輝煌嗎？

　　鑒于這種危機感的壓迫，溫州決策層必須醞釀吸引外遷資本“回流”的新思路。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