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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虎城
農民工工資曾長期維系在低位，沒承想，開春之后，珠三角、長三角以及京津地區的外來務工人員薪酬均有上揚。尤其是在港資工廠較多的珠三角地區，情況更為明顯，比如深圳和廣州都出現超過10萬的職位空缺，因此面臨著形勢嚴峻的“搶民工潮”。據此，中國至少在今年的開春季節貌似進入了“搶聘”民工時代，民工工資大幅上漲也由此成為市場經
濟社會的必然現象。
我為什么用了“貌似”而未用“一定”呢？這也是因為民工緊缺是結構性和局部性緊缺，并非全面緊缺。薪水上調是和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變化緊密相關的，而勞動力成本的變化又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軌聯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中國經濟逐漸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軌，由此，用工的技術含量增加，相應的工人工資增加也就理所當然了。但是，這個轉軌并不一定是所有企業的轉軌，它所涉及的企業范圍一定是有限的，在以加薪的方式獲得一批技術熟練工人之后，明年或者未來幾年是否會繼續上揚薪酬，還未為可知。
這講的是為什么上漲，而上漲所帶來的好處卻更多。比如就廣東而言，目前有2200萬農民工，約占全國的1/5，其中來自外省的農民工超過1600萬人，是全國吸納農民工最多的省份。張德江同志在春節前赴東莞看望農民工時曾經指出，農民工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城鎮化進程中涌現的一支新的產業大軍，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農民工工作做得更好。顯然，如果這么一支龐大的產業大軍的收入得到實質提升，那么相應地是他們的購買能力和消費能力也可以得到提升，主要好處有兩個:一是可以緩解目前所謂的“產能過剩”所帶來的消費壓力；二是利于促進農民工家鄉的新農村建設。
高輝清博士指出:“產能過剩”可能導致第三次失業高峰。搶聘民工，似乎是在對“產能過剩”推波助瀾。但是這個“產能過剩”不能光從宏觀上來講，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過剩的根本原因是體制的障礙，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惡果，重復建設多，盲目招商引資就是反映。然而一方面是這個所謂的產能過剩，一方面卻是公共品匱乏。而公共品短缺，無法滿足人民群眾需要，恰恰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
看問題就是要抓關鍵、抓重點。民工大幅漲薪，實際上緩解了社會政治壓力，給政府轉型提供了更多緩沖地帶。一個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建立，以政府來服務于市場，而不是以市場來服務于政府，那么，市場自然會有相應規則來對“產能過剩”進行調整。何況，如同民眾漲薪大多屬于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一樣，“產能過剩”也是結構性的、局部性的。在面臨經濟結構轉軌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問題是很正常的，但是解決問題的思路卻應當符合市場規律，就仿佛民工缺少就加薪一樣。這就是規律起作用的表現。我們的任務不是撼規律，而是早日從政府到市場都適應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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