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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余豐慧
世界銀行最新《中國經濟季報》指出，中共中央關于“十一五”規劃的建議預示著轉向更加平衡的增長，更加重視環境和收入分配。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卻仍為本地定下了過高的增長目標。為了實現高增長率，地方政府支出有可能繼續投向投資，而不是用于建立和諧社會和實現經濟協調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服務。在今后5年使經濟的能源密集度降低20%的目標
是非常艱巨的，而且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頒布的產業政策而不是定價政策引起了一些擔心。
世界銀行提出的地方經濟增長目標偏高問題由來已久。多少年來，當中央年度經濟增長目標確定后，各個省份自定的增長目標往往要超過中央的目標。我們往往會聽到地方主要領導這樣一些話語：“根據我省情況，我們的增長目標應該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當然，一些省份特別是西部省份發展地方經濟心切，確定適當高于中央確定的增長目標，力圖盡快趕上發達地區，力圖使本地經濟發展快一些，本意是好的。但是，如果脫離了本地實際，確定一些不切實際的經濟增長目標，就會給經濟發展造成一些負面影響和隱患。
首先，地方經濟目標過高，容易引起投資膨脹。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實現高經濟增長目標，必然采取見效最快的擴大投資的方法，這也許就是我國投資率一直居高不下的根源之一。投資的膨脹，一方面往往容易引起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會制約我國經濟增長拉動方式向消費為主的內需轉移，十分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如果是低效率或無效投資，往往還會給經濟埋下隱患。
其次，地方經濟增長目標過高，容易引發對資源能源竭澤而漁式的開發。目前一些地方經濟的高速增長，依靠的是資源和能源的無序開發。這種發展模式極易破壞環境，也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可為了實現高增長，一些地方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淮河兩邊污染嚴重的小造紙廠屢關不停就是明證。
地方經濟增長目標過高，還容易造成統計上的弄虛作假。一些地方一到年末，發現經濟目標還有差距，就會在統計上摻水，虛報GDP數值。這些情況在基層屢禁不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高增長目標逼的。
因此，要高度關注地方政府經濟增長目標過高的問題。這就要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把地方政府支出轉向建立和諧社會和實現經濟協調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服務上。必須迅速改變對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指標，不完全以GDP增長率論英雄，加大教育發展情況、社會公平情況、貧富懸殊情況、就業率高低、社會保障建設狀況、環境保護狀況、社會治安狀況以及腐敗案件情況等指標在考核中的地位，真正落實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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