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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與中國經濟學家”研討會上的發言
胡星斗
一會兒人們說我是社會學家，一會兒是法律學家，實際上我那些方面都不大懂。
我就是按照我的理解講一些問題。吳敬璉教授曾經說過中國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我認為中國要警惕權貴市場經濟，要警惕壟斷的行政權力與壟斷的資本、壟斷的話語權三個方面的結合、三個方面的勾結。首先是壟斷的行政權力，它實際上導致了一種權力市場經濟或者就是權貴的市場經濟，權貴的市場經濟使得市場經濟無法正常地運作，存在著廣泛的政府失靈的狀況，導致嚴重的腐敗、官僚主義的現象，以及政府機構的惡性膨脹。對于政府機構的惡性膨脹，我一直比較耿耿于懷，中國這樣的五級政府，冗員龐大。當然也有的人說，中國的官員的比例并不高，但實際上中國一方面服務型的公務員非常少，就像秦暉教授所指出來的，還有一個問題，中國的官員大多都在基層，這是跟發達國家完全不一樣的，發達國家的公務員可能也比較多，但是它主要是在聯邦政府那一級，就像美國國土安全部就有16萬名公務員，但是下面基本上就沒有什么了，而中國的問題是，縣、鄉、基層政府大量的冗員。而經過九十年代財政體制改革以后，就像秦教授所說的，財權上收了，責任下放了，基層政府養了一大幫人，但是又沒有什么財政收入，那就只好去搜刮和以各種方式進行非法的掠奪，這樣就造成了中國社會在基層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官民矛盾。
前兩天我看到一個數據，中國的行政公務的開支，占財政支出37.5%，美國是12%，北歐那些國家，實際上是10%都不到。中國行政方面的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將近40%！這樣龐大的行政機構實際上使得我們國家國庫空虛，入不敷出，沒有錢去搞公共服務、公共醫療，沒有精力搞這樣的事情。這是壟斷的權力造成的。
還有壟斷的資本，我想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有的資本。國有資本也存在著壟斷的局面，國有銀行壟斷，效率非常低，不良資產非常多；還有國有股市壟斷，中國的股市上市企業大多都是國有的，即使不是國有的，很大程度也是與官員、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那樣的私人企業才能夠上市。所以，中國實際上基本上就是國有的股市、國有的證券公司，現在很多股市措施都是為了拯救國有證券公司。還有像國有企業的資本壟斷、行政性的壟斷，壟斷市場、壟斷資源這都造成了很多的問題。再有就是私有資本的壟斷。私有資本很多實際上都是權力資本，有的人說，中國的資本、中國的企業實際上就分成兩種企業，不能分成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實際上就是權力企業與非權力企業，國有企業和大多數私有企業都是權力企業，都是與權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少數的私人企業是非權力企業，像孫大午那樣的企業的確跟權力是不沾邊的，是非權力企業，但這是很少的�，F在，壟斷的國有資本、私人資本、權力資本做莊、操控股市，結果把中小股民上萬億元的資產都給卷走了。
還有就是壟斷話語權的問題。我們處處聽到的是官員的聲音，還有就是為官員和權貴辯護的學者的聲音。壟斷的權力、壟斷的資本、壟斷的話語權，三個方面可以說是官、商、學形成了一個大結盟，這實際上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有人說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的結盟，我說是政治掮客、經濟掮客、文化掮客的一個結盟，這是中國改革出現的最大的問題。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們在這里，也應當更多地探討我們的改革存在著哪些方面的失誤。由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后，導致腐敗、權力對市場的介入，形成了權力本位的經濟，我們的股市、銀行、國有企業存在著大量的問題，教育盲目地產業化或者說是畸形產業化，醫療也是一種畸形的產業化，還有三農，都陷入了比較嚴重的危機。
對于出現這樣的一個局面，我認為經濟學家、學者應當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承擔很重大的責任。因為學者、知識分子就應當有責任為國家的正確的發展出謀劃策，有責任對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批評，因為知識分子天生就應當是一個批評家。眾人皆濁我也應獨醒，也應當清醒，知識分子要履行他的良知的、道德的責任，當然更主要還是理性的責任。我們對國家的發展應當有一種理性的思考，要履行理性的責任和文化的責任�，F在所幸的是，中國也有不少的學者非常關注中國的公平、合理，就像在座的各位，非常關注弱勢群體，關注中國的民主法制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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