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尼系數理論與中國現實的碰撞

　　魏杰 譚偉

    國際公認的標準，基尼系數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曾根據城鄉入戶調查數據估算出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達到0.454，世界銀行估算出200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47，都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

中國的收入差距進入了差距過大的區間。從那時開始，關于中國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的討論驟然升溫，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已比較嚴重，如果不加控制，將引發社會動蕩和經濟萎縮。

　　然而，中國基尼系數在不斷增大的同時，伴隨著的卻是以下的現實:第一，經濟保持高速增長，而且這種發展勢頭還在繼續。在1978-2004年間，中國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9.4%。最近公布的2004年GDP修正數據增加了2.3萬億元更是打消了人們對于中國GDP增長的質疑。第二，貧困人口不斷降低，低收入者的絕對收入在增加，生活狀況在改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中國農村極端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貧困發生率30.7%，持續下降到2002年的2820萬人，貧困發生率3%。鄉鎮居民最低收入戶的人均年收入從1990年的859.92元增加到2004年的3084.83元。

　　現實使我們對基尼系數理論在中國的適用性產生質疑，是不是可以根據基尼系數大于0.4這個國際公認的警戒線，來評價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狀況?中國對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大?如何根據基尼系數反映出來的收入差距，來正確判斷中國的問題?要想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基尼系數理論背后隱藏的內容進行分析，并結合中國的現實作出判斷。

　　基尼系數評判標準的局限性

　　如果基尼系數處于0.4-0.5之間，它所代表的收入差距就是過大了，這是毫無爭議的。但是，一些學者的研究并不滿足于對收入差距本身的客觀判斷，而是加入一些主觀的評價，這里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就是警戒線。基尼系數大于0.4這個事實，已經不僅僅作為收入差距本身的警戒線，而是被很多學者理解為對于社會影響的警戒線。這樣理解的學者，實際上混淆了兩個概念，即收入差距判斷與收入差距影響判斷。

　　基尼系數的評判標準，主要是基于西方國家經驗的抽象，這些國家的一個基本特征是完成了城市化、工業化和國際化進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包括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等主要的發達國家，在1990年時城市化水平平均達到73%，農業生產總值占GDP的百分比大部分不到5%，基尼系數都在0.24-0.41之間，平均為0.32，這些國家社會比較穩定，經濟發展的水平很高。拉美國家1990年時城市化水平平均也達到73%，農業生產總值占GDP的百分比為10%左右，但基尼系數都在0.43以上，巴西的基尼系數最高，達到了0.593，平均為0.52。拉美國家的發展不是一種均衡的發展，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的同時，社會出現財富的過度集中，雖然實現了城市化，但城市里到處是貧民窟，人們不能充分就業，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出現了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由此看出，對于已經完成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國家，基尼系數處于0.3-0.4這個合理區間時，收入差距適當，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而基尼系數超過0.4警戒線時，收入差距過大，經濟發展停滯，社會問題嚴重。在這些國家，收入差距和收入差距影響的判斷標準和判斷結果重合。

　　中國目前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都比較低，而且城市化的速度滯后于工業化的速度。因此，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國家城市化和工業化完成后的評判標準。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發展理論，一個國家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資本向城市和工業化部門流動，必然會引起收入分配向城市居民和資本擁有者傾斜，收入不平等加劇，而一旦完成城市化和工業化后，資本會向農業部門回流，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反映到基尼系數上，就會出現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

　　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基尼系數往往要高于完成城市化和工業化后的國家，這是正常現象。因此，用于判斷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國家的收入差距影響的標準應該適當放寬，而不是教條地使用0.4作為警戒線。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進入收入差距過大的區間，但其對于經濟的負面影響并不突出，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仍在繼續，不能據此判斷中國收入差距影響也超過了警戒線。

　　基尼系數在動態分析中的局限性

　　基尼系數計算的是某一個時間點，各個收入組之間差距的加總平均，是反映收入差距的一個靜態指標。在進行時序比較時，只能根據每一年基尼系數的大小，來判斷收入差距整體狀況的變動，而不能反映各個收入組動態變動的情況。同樣是基尼系數從0.35增加到0.4，可能有兩種情況，一個是各個收入組的絕對收入都增加，但高收入組收入增加的速度快于低收入組，導致收入差距相對增大，基尼系數變大；另一個是低收入組的絕對收入減少，高收入組的絕對收入增加，導致收入差距絕對增大，基尼系數變大。兩種情況下基尼系數的變動雖同樣增加了0.05，但社會反映不同。對于第一種情況，社會各階層的收入都在增長，所有人的利益相對自己過去都得到了一定的滿足，人們的抱怨會相對較少，各個階層打破現有分配框架的欲望不大，社會相對穩定；而對于第二種情況，貧困一方的狀況在惡化，收入停止增長甚至減少，他們會對現有的分配框架有很強的對抗欲望，可能引發激烈的社會問題。因此，在評價收入差距變動時，必須要考慮基尼系數背后隱藏的收入結構的動態變化。

　　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288增加到2001年的0.447，20年間從比較平均的區間，經過合理區間，最后過渡到過大的區間內，經歷了一個快速的增長期。不過人們的絕對收入得到了普遍提高，在1988-1995年間，所有城鎮居民的絕對收入都變好了，生活狀況得到明顯改善，人們普遍接受了收入差距的擴大。在1996-2004年間，城鎮低收入戶尤其是困難戶的絕對收入水平時增時減，開始產生一些不滿情緒，但由于收入仍有增長的趨勢，并沒有引發激烈的社會問題。2002-2004年間農村居民五個收入分組的絕對收入都不斷提高。現有的收入差距還是在人們的承受范圍之內。

　　基尼系數面對二元結構時的局限性

　　基尼系數包括了所有人的收入差距，不論這個人生活在城市還是農村。基尼系數同樣是0.4，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社會結構，一個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居民的收入差距都很小，但是城鄉居民之間的差距很大，導致整體的收入差距很大，基尼系數達到0.4；另一個是完成了城市化后的社會結構，城市和農村之間的收入差異很小，不論你是市民還是農民，面對的收入差距都是相同的，基尼系數也是0.4。

　　中國的基尼系數之所以這么大，主要是由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決定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1988年只有0.23，到2002年也只增加到0.319，距離0.4的警戒線還很遠。農村內部的基尼系數比城鎮的基尼系數稍大，1988年為0.303，2002年增加到0.366，但也沒有達到0.4的水平。無論是城鎮內部還是農村內部基尼系數的數值都處在合理區間內，比全國的基尼系數水平低得多。居民在自己生活的范圍內感覺到的收入差距是有限的，再加上我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和就業制度，居民很難體會到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雖然中國整體的基尼系數很高，但居民實際感受到的收入差距沒有那么大，整個社會的承受能力變強。

　　一般意義上的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城鎮和農村部門的生產率水平存在極大差異，導致城鎮發展速度明顯快于農村，進而引發城鄉收入的差距。中國城鄉生產率在1978-1990年不斷縮小，1990-2004年又開始上升，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并沒有伴隨城鄉生產率差距的變化而變化，農村的大量資金被城市抽走。中國現有的城鄉差距，并不完全是城鄉生產率的體現，還包括了政府控制下的差距，政府可以利用一些財政手段和政策傾斜調節城鄉差距，使其控制在人們的承受能力之內，同時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這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收入差距格局。

　　基尼系數在收入結構分析中的局限性

　　基尼系數雖然綜合了各個收入組的信息，但并不能體現出收入結構的不同。假設國家1和國家2的四等分組的收入分別為(75，125，200，600)和(25，175，250，550)，可以計算出兩個國家的基尼系數都是0.4125，但是收入結構明顯不同。很明顯國家2要比國家1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理論上可以證明，在基尼系數相同的情況下，低收入組的收入比重越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越高。

　　中國的基尼系數在1988-1999年的變動趨勢，基本上分為兩段，一段是1994年以前基尼系數呈逐漸上升的趨勢，在1990年稍有波動；另一段是1994年以后基尼系數略有回落，趨于平穩。最低收入的四個分組都是農民，將這四個分組的人口和收入加總到一起，發現人均年收入在不斷提高，從1988年的394.37元增加到1999年的1711.5元，但其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卻在逐年下降，從1988年的26.42%下降到1999年的20.25%，導致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斷增加，但基尼系數并沒有完全體現出這種趨勢。1993和1997年的基尼系數雖然基本相同，但1997年低收入組的收入比重低于1993年，可以證明1997年的收入分布比1993年更加不平等。因此，在一些年份中，雖然基尼系數沒有太大變化，但其背后隱藏的收入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低收入組的收入比重在不斷降低，導致實際的收入不平等狀況在變差，政府不能忽視這種內在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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