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銀行是否賤賣之爭 銀行是否賤賣誰說了算

　　導語：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港首次公開發行，之后股價不斷攀升。德邦證券總裁余云輝、上海銀行同業金融部總經理駱德明、《董事會》雜志執行主編袁劍以及安邦集團首席分析師陳功等紛紛撰文，引出“國有銀行賤賣論”，國有銀行賤賣的之爭由此而發

　　越石　綜述

　　國有銀行賤賣之爭被視為2005年最受關注的爭論之一。比起2004年的"郎顧之爭"，這場爭論似乎少了網民的參與，所以，一定程度上是較高層次的爭論。這場堪稱金融改革關鍵時期的爭論主要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銀行是不是被賤賣了

　　在這場爭論中持銀行被賤賣的觀點的人主要依據是1.境外戰略投資者從匯金公司平價購入中行和建行的股權，外資沒有花費任何溢價，占了很大的便宜。2.向境外戰略投資者出售股權時，沒有對中資銀行無形資產價值進行評估和計算。3.中國銀行業的股權交易正演變為賣方市場的局面。因為外資入股沒有競爭者，把中國有實力的企業排除在外。在發表上述觀點中，以德邦

　　對這種認為國有銀行被廉價地賤賣乃至威脅金融安全的觀點，幾乎所有的當事者都做出了回應，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說："引進戰略投資者和公開發行上市(IPO)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兩個環節，雖都涉及定價，但機制、對象、策略有很大不同，兩種情況很難直接比較。從定價機制看，引進戰略投資者的定價是一對一談判，IPO定價則是公開向國際機構投資者和社會公眾推銷；從定價對象看，戰略投資者和公眾投資者性質不同、作用不同。戰略投資者愿意與引資企業長期業務合作，共擔風險，往往要承諾較長的股票鎖定期，承諾競爭回避。公眾投資者更多考慮股票投資收益，可能長期持股，也可能短期投機。因此，戰略投資者在IPO前入資的認股價格一般要低于IPO價格；從定價策略看，引入國際知名機構作為戰略投資者有助于提高引資企業無形資產，提升引資企業形象和市場價值。因此，在引資定價過程中，按國際通行慣例，通常都要考慮無形資產的價值。"又說："如果不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嚴重不足、不良資產增加、財務信息不真實，連生存都難以為繼，這才是真正威脅國家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最大隱患。"交通銀行董事長蔣超良在報社記者時說："交行和匯豐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戲，而是雙贏戰略，不能從匯豐賺錢就得出我們虧本的結論。每股1.86元的入股價格，相當于交行2003年末每股凈資產的1.76倍，此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市凈率最高的是恒生銀行入股興業銀行的1.8倍，最低的是花旗銀行入股浦發銀行的1.54倍，我們的定價水平是比較高的。而且，匯豐入股使我行資本充足率及時達標，溢價部分使我行每股凈資產上升了0.17元，相應提高了我行IPO的定價基礎，匯豐概念對我行IPO的成功和股價后市穩定都起到重大作用。另外，剛才我也提到了，股價上升受益的不僅是匯豐，國有股的增值更大。應該說，我們和匯豐的合作成效顯著。通過合作，交行既引進了資金，更引進了管理、技術、人才和品牌，經營管理水平顯著提升，與匯豐的合作是符合交通銀行長遠利益的。" 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回答得更干脆："中國金融業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怎么估計也不會過高。不把金融體系整治好，國家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就可能中斷，甚至可能遭遇危機。戰略投資者的進入，可以加快公司治理結構建設，改變'官商'文化，改變傳統的經營模式，可以使我們少走彎路。我們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中國現有的銀行既不是金山也不是廢墟。如果不真正從機制上脫胎換骨，那么國內許多銀行所具有的價值不僅不能夠為正值，反之可能為負值。一個負價值的企業或行業，股票是發不出去的，更談不上賣得貴了還是賤了。"

　　在"銀行賤賣"之爭中，銀行監管層也表態，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中央匯金公司在2003年底向建行注資225億美元是一項"投資"行為，目的是取得回報，而非僅僅填補建行賬面上的窟窿。這項投資迄今已有良好回報，因此國家并沒有為此付出代價。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認為："銀監會對國有銀行戰略投資人有嚴格標準，從這些標準可以看到，境外的戰略投資者投機獲利的機會很少，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和中國國有銀行做到長期合作、互利共贏。我們認為國有銀行并不存在著賤賣的情況。"

　　銀行是否賤賣，誰說了算

　　在"銀行賤賣"之爭中，正反雙方各有各的說法，特別是在所謂入股價格上定價上也各有各的標準，以致這場爭論讓外行人看了，不好判斷，甚至一些記者像對待所有爭論那樣，說上一句：國有銀行被賤賣的質疑聲不是空穴來風，言外之意，不管反方的聲音多么明確，賤賣是逃脫不了的。其實，盡管反對方的聲音明確而迅速，但是質疑聲仍不斷。

　　于是又有記者說："國有銀行是否被賤賣，不能由力推國有銀行股改的當事者和身在國有銀行其中，具體進行股改操作的管理者說了算。而應該由諸如國家審計署以及一些權威、中立的咨詢評估機構說了算。因此，筆者希望國家審計署盡快把國有銀行是否被賤賣問題列入審計的議事日程，早進行審計，早給百姓一個答案。 "對此，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公開場合指出，金融領域案件多，涉案金額大，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內部風險控制不當，但還有相當部分則是由于內外勾結導致銀行業的國有資產流失。針對目前引起廣泛關注的"國有銀行賤賣�箚栴}，審計署非常關注此事，但究竟是否賤賣，要通過下一步的審計才能得出結論，屆時他會給大家一個答案。但也有中國審計學會有關人士認為，目前金融監管框架是一行三會，而一行三會和他們監管的國有金融機構都列入了審計署的審計范圍，但是一行三會本身和審計署就是平級單位，而且彼此還存在職責不清、監督重復等問題，國家審計署的金融審計將是知易行難。

　　每每有爭論的時候，人們總是期待著知名和專家學者的聲音。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發表了看法，他說："我們的銀行改革有不小的進步，但國有銀行制度性的一些弱點依然存在，比如說不良資產比較高，特別是原來政府干預下造成的貸款和國有企業拖欠的貸款等等，外資進來也不能不考慮這些問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外資也承擔著一些風險。我們要看到引進戰略投資者，人家的品牌也沒有算。"又說："上海銀行自己算了每股凈資產是2.1~2.2元，但是國際金融公司請了畢馬威按照國際標準進行審計，審計的結果是35億美元所有者權益里應該剝出20億美元。這樣一算，每股凈資產就變成1.07元，差不多減了一半。當然最后經過艱苦的談判，定了1.41元，總算升了一點。但是不能說，我方還一定要按照2.1元算，這不符合國際標準。"還有一位著名學作者此次也表態，他就是吳敬璉。與郎顧之爭時的表態相比，此次吳敬璉是旗幟鮮明，他說："我們要看看，鼓噪國有銀行賤賣的是些什么人？"這句話被多家財經媒體刊登，他又說："對建設銀行的情況，我覺得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說得有道理。第一個投資者如果不進來，后面的價格是上不去的。"吳敬璉的觀點顯然很有針對性。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進行了募資規模為92億美元的首次公開發行。在首次公開發行之前，建行股份賣給外國投資者的價格僅為賬面價格的1.2倍，但之后，建行股價不斷攀升，目前已經上升為賬面價格的約2.7倍。吳敬璉繼續說："之前國有銀行，我們搞了許多年，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這樣一個銀行讓投資者怎么信賴呢？第一個進來的人需要承擔風險，后來的投資者才會隨后進入，價格才會越來越高。"吳敬璉也指出，"到現在為止，銀行改革做得相當不錯，但之后能不能使銀行脫胎換骨，能不能真正給投資者最大的回報，是問題的關鍵。"

　　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認為："關鍵在于轉讓程序合理這就是國有資產轉讓的特別之處。我的看法，首先要解決程序合理性問題。這就是要問清楚，究竟經過何種程序才能確認國有資產的轉讓之價是合理的？現行體制本來就提供了一套程序，即政府及其委托的部門和機構全權處理國資轉讓。國有機構到境外上市并不是2005年才開始的，從來都是政府主導和審批。現在起了爭議，首先要問是繼續堅持原來的程序，還是另起爐灶，還是部分更換或修訂？如果回避程序問題，卻因為爭議四起而增加了非程序化的影響，那可能是一種什么結局？13億人的泱泱大國，有見解的何其多也。就是區區在下，對銀行出售怎么會沒有個人之見？實不相瞞，愚見以為這兩間國有銀行賣得實在夠貴的。想想呀，臨近上市，一間銀行的董事長鬧出腐敗丑聞，另外一間爆出10億存款"蒸發"的消息！要不是"捆綁銷售"--兩間銀行的股權連同容量巨大、開放程度不足的中國金融市場的進入機會一起售出--單從銀行論，就難賣出去。 我不認為自己的看法特別有分量。重要的也不是任何一種看法--賤賣、沒有賤賣、貴賣--而是經由一個什么樣的程序來處理國人之間難免的意見分歧。 "

　　"銀行賤賣"之爭說明了什么？

　　國有銀行究竟有沒有賤賣，不是簡單的利益之爭，也許爭論雙方在論述的過程中都有合理的成分，或許我們只有在銀行改革真正顯出結果的時候再來看著這場爭論也許更好些一些。但是，有一點是今后一段時間是不能回避的，這就是國有銀行如何引進戰略投資者？以開放推動我們的改革，以開放"倒逼"改革是我們的一個選擇，這在銀行改革上已經初步得到佐證，對此，力推戰略投資的一種解釋是：對外轉讓股權、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改革路徑，其主要動因在于：認為引入外資可以完善國內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水平，控制和減少不良資產。簡單來講，引進外資背后的金融改革指導思想是：以股權換制度，以股權換技術，以股權換信用文化。在這個問題是不存在"走偏"或者有失公正的問題，《每日新聞》的一篇題為《國有銀行賤賣是一場復雜的利益之爭》，就表示了這份擔心，指出：獲利不應該受到譴責，只要是在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問題是，各類市場主體，不論國資、民資，不論內資、外資，理應一體獲利。在這一點上，顯然不能說我們的引入投資者是完全公平的。這一不公平，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對各類市場主體的進入是否人為設限，二是在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時所舉的論據是否有誤導的成分？本文還引用了巴曙松的觀點他認為：中國諸多領域已有的改革充分說明，內部自發進行的漸進式改革，往往會遇到巨大阻力而進展緩慢，乃至于以失敗告終。而通過引入外部戰略投資者，借助外力推動，并以國際理念引導改革，被證實是解決上述改革難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這可能為決策者如此堅決地引進外資作了一個注解。但我們要問的是，把問題拿到體制外解決，"偏寵"外資---偏離了公平的程序原則，是否能真正達到國內銀行"脫胎換骨"的目的呢？

　　正如有媒體所指出的那樣，銀行是否被賤賣，一時間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結論。人們注意到：爭論雙方都認為自己是從金融發展的前景來看待銀行改革。可見，這場爭論的內涵遠遠超過是不是要有一個是與否的結論。人民網刊發一篇文章可能是一個不錯的概括，這篇題《國有銀行改革："賤賣"之爭凸顯改革之難》。文章說這場爭論，遠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簡單，有誰可以精算一筆賬，證明某家銀行就沒有一點賤賣的成分，或者說一定被"賤賣"？更何況，國有銀行改革還有一些"大賬"，恐怕是難以用數據進行具體計算和分析的，比方說改革的時間成本、機會成本、路徑成本等又該如何計算？重要的是，又如何高屋建瓴地做出既符合眼前利益、又服從于長遠戰略的選擇和判斷呢？ 銀行"賤賣論"之爭從一個側面凸顯了國有銀行改革攻堅之復雜、之艱難，也從另一個側面提示人們，金融改革等不得也急不得，對于種種可能出現的失誤甚至是風險，應以殫精竭慮之心充分評估，應以如履薄冰之心小心操作。但是，它卻不能引導出這樣的結論：即困難已大到難以克服，市場化改革的路走錯了。一句話，國有銀行改革既需要大智慧、大魄力，也需要大胸懷、大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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